提高哲学自觉自信 深化文化素质教育
胡 显 章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摘 要：文化自觉自信是深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前提与内涵,哲学自觉自信是文化自觉自信的灵魂与最高境界。引导广大师生砥砺哲学性格,是深入文化素质教育,推进以文化人、文化育人的重要课题,应当予以充分重视。
关键词：素质教育;文化自觉自信;哲学自觉自信;批判性思维
文化自觉自信是深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前提与内涵,而哲学自觉自信是文化自觉自信的灵魂与最高境界。现谨就提高哲学自觉自信、深化文化素质教育谈几点认识。
一、从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谈起
自新世纪始,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已成为我国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命题。不可否认,从批判性思维教育实践看,在现代高等教育领域,西方特别是美国是走在前面的。
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继承发展了爱利亚学派的论证方法,提出了探索知识的问答法,主张并践行通过思辨、讨论发现真理，这被视为批判性思维教学法的最初发端。中世纪被称为“现代哲学之父”和“近代科学始祖”的笛卡儿为促使人成为自然界和自身的主人,提出“系统怀疑方法”,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对欧洲哲学、科学和社会的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继而哲学家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等系列论著中提出了系统的批判哲学观,他强调“教育之目的就在于使人成为人”,突出人的主体性和人本主义精神,倡扬理性的自我批判,推进逻辑理性与思辨理性的结合,将仰望星空追求真理和心中的道德自律统一起来,他的哲学观教育观产生了广泛而久远的影响。20世纪初叶在工业革命持续推动之下,人类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促进了科学和哲学的发展。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民主主义教育家杜威为适应美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提出教育的价值在于通过人的生长来促进社会的进步,他批判了传统的教育思想使受教育者以“知识旁观者”实现认知过程的理论,提出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确定假设-验证假设”五步思维法。确立问题意识、运用反思性思维、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和受教育者的中心地位,是这种教学模式的主要特点。杜威的教育思想奠定了美国现代教育的重要基础,他也被称为近代倡导“批判性思维”的鼻祖。1919年,蔡元培、胡适、陶行知等邀请杜威来华讲学两年两个月,为推行杜威的哲学与教育思想提供了讲台,特别是促成杜威的五步思维模式引入中国学校,这可以说是西方批判性思维教育对我国的最初而且比较广泛的影响。在20世纪特殊的历史境遇下,杜威的教育思想未能在中国得以持续推行,一度还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批判性思维并未成为中国教育明确追求的目标。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批判性思维成为教育改革的主题;自20世纪70年代始,批判性思维教育得以进一步发展。1991年,美国《国家教育目标报告》明确“应培养大量具有较高批判性思维能力、能有效交流、会解决问题的学生”，将批判性思维能力当作重要的教育目标。美国加州大学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批评中心保尔教授断言:“批判性思维应当成为构成21世纪教育的本质性基础。”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第一条就明确指出: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和价值是“培养批判性和独立的态度”。北美高校普遍设置了批判性思维课程,并努力将批判性思维体现在教育过程中。相比之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高校缺乏必要的自觉和实践,批判性思维教育没有列入教育研究与教学实践的整体规划与目标之中。
21世纪之初,在向创新型国家转型的背景下,批判性思维教育开始在中国兴起,成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和深化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切入点。这一过程常被看成是对美国教育思想乃至哲学理念的借鉴和对中国教育思想乃至哲学理念的批判。从教育实践看,美国批判性思维教育的确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但是,对自身全盘否定、对他人完全照搬,并不符合建设性批判思维原则,也是缺乏文化自觉自信的体现。
深究中国历史文化,可以探寻到批判性思维的根源和表现形式。在白鹿洞书院,我们可以看到宋代大儒朱熹为书院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亦即《白鹿洞书院学规》)所阐扬的“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它源起于古代经典《礼记·中庸》。这可以看成中国古代士人追求批判性思维的最初记录;我们还可以发现《论语》提出的:“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概括了人言行举止包括求学问道的各个方面,既体现批判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又为建设性的批判规定了有效途径。归纳起来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看得明白,听得清楚,以能判断是非、辨明真伪,同时要抱恭敬谦和诚信忠厚的态度待人处事,要保有敬业精神,要有问题意识,严谨审问,还要善于防止自己的情绪影响对事物的判断,防止见利忘义。还有《墨经》又称《墨辩》,有着丰富的论辩内涵。如《小取》开篇语:“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强调了论辩察疑明理的重要性；同时,要求“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表示对论辩者的尊重。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许多倡导批判与论辩的事例,如先秦的稷下学宫,“朝廷搭台,学者唱戏”“不治而议论”,孟子、荀子等百家争鸣,十分活跃,期间形成《荀子》的“非十二子”篇,就是批判包括孟子的12位学者的思想。学者士人们继承了老子、孔子、法家商鞅等人的思想,在相互辩论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综合,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南宋时期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大儒朱熹与书院山长张栻论辩《中庸》“三日夜而不能合”,“鹅湖之会”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论争,都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事实表明,中国古代就有宝贵的对批判性思维的追求,而且,比起当代某些对批判性思维偏颇的理解,如将批判性思维与“否定”画等号，或批判矛头所指只有他人而不反思自身，或将批判性思维局限于方法和技巧而忽视精神和态度等等,古代士人在“九思”中体现的批判性思维有许多值得弘扬之处。我们过去对于传统文化中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不够,这需要文化自觉和自信。我们应该自觉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朴素进步历史观等,是发展当代建设性批判性思维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的沃土。
二、文化自觉自信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前提与内涵
多年来,我们对提高文化素质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如开设文化素质或通识课程、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文化活动、加强网络文化建设、进行文化社会考察等,这些努力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对于文化素质教育,特别是强化相关的自我教育来说,提高文化自觉自信则带有普遍而根本意义。
顾名思义,文化素质教育离不开文化氛围的营建和文化的给养。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中提高文化品质,这离不开文化自觉与自信。云杉在《红旗文稿》撰文指出:做好文化自信,“需要我们以理性、科学的态度进行文化的反思、比较、展望,正确看待自己的文化,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充分认识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和发展前景,进一步坚定我们的文化信念和文化追求。做到文化自信,关键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他指出:“不忘本来”就是勿忘“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丰富的革命文化,就是我们文化安身立命的根基”;“吸收外来”是指“越是自信,就越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越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得到丰富发展”;“着眼将来”是指“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来自历史的辉煌,更来自当今中国的蓬勃生机,来自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1]做好上述文化自信的前提是需要文化自觉,就是对生活在其中的文化的由来、特色包括优长与不足以及走向有清楚的认识,并如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所述,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抱有温情与敬意,继而对其价值与生命力充满信心,自觉植根优秀传统文化,吸纳优秀外来文化,弘扬适应现实需求和未来发展的先进文化。只有这样,文化素质教育才能收到充分的实效。
就以培育批判性思维来说,以往常常认为中国人缺乏批判性思维,或者如几位美国哲学教授所指的,“中国的思想家看重做事的正确方式(道),而西方的哲学家更注重事物之真”,中国人“被告知要尊重长者,在等级规定范围内行动,那么挑战假设和质疑指定的观点也许对中国人来说就成问题了”。但也是这几位哲学教授又指出:经过反思,发现以上现象具有普遍性,并非中国所独有，而且“中国式思维和西方思维之间在技能的和心智习性上的任何差异,都并不必然是敌对的观点”，“这些差异反而可以成为两种思维系统综合发展的出发点”。[2]比如,在孔子倡导的“九思”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士人在强调质疑的同时,还规定了系列人文要求,以今天的术语讲,体现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综合追求,体现了为学与为人的统一,而这正是建设性的批判思维所要求的特征,也正是多年来文化素质教育所追求的理念。中国式的思维方式长于综合和注重内在的修为,而西方的思维长于分析和求真,我们应该在理性会通中西思维特征中做好文化自觉自信自省,不断实现持续的自我超越,不断攀升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
三、哲学自觉自信是文化自觉自信的灵魂与最高境界
文化自觉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于北京大学提出的,他还谈到,文化自觉是一个反思的过程。他说，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自己不断进行学术反思、思想的再思考,这可以说是个人的“文化自觉”,实际上就是批判性思维活动。他一再呼吁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反思。这种通过反思来提高对主体思想的主动认识就是一种哲学自觉。因为“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思维活动,或者说,是一种‘反思’的思维方式”；“人类思想的反思维度,在人类的理论思维的发展过程中,构成了反思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哲学的思维方式”。[3]目前,中华民族正在加速实现伟大复兴,文化的反思和振兴是其重要的前提和内涵。中国大学在本质上是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对于民族伟大复兴肩负重大的责任。为此,大学人首先应该通过整体性的反思,认识在人类文明进程和中国历史文化的演变中,中国文化包括大学文化的由来、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有益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向,以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发挥好先进文化对自身、对社会的引领作用。
“按照哲学家黑格尔的观点,一个民族的主体意识自觉是一个民族现代复兴的基本标志,因此,这种社会自觉或文化自觉的呼唤,是奠基于哲学思维自觉的基础之上的。”[4]由于哲学对人的行为具有价值规范、思维导向和理论升华的功能,欲使文化行为具有高度自觉的意识并沿着理性方向前进,就应该使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正如马克思1842年在《科隆日报》社论中所指,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大学人必须努力提升自身的文化自觉自信,特别是哲学自觉自信,哲学自觉自信是文化自觉自信的灵魂和最高境界,提高哲学自觉自信是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使命。
四、自觉砥砺哲学性格,深化文化素质教育
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5]大学是社会的文化高地,哲学应该成为大学存在与运行的基础,哲学生活理应成为大学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正如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先生所说,“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在中国,哲学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关切的领域”。[6]没有哲学的导引,大学就会像一个没有“神灵”的庙堂。在1999年中国科协首届年会上科协主席周光召指出:为什么20世纪初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因为德国“发挥哲学的突破和指导作用”,“德国在哲学上率先脱离机械论和绝对论的束缚,发展了辩证法和唯物论。德国的科学家都有很高的哲学素养”。实际上,德国一度成为世界教育和科学中心,正是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高校所实施的哲学与教育的融合,或者说正是康德、费希特、洪堡等哲学家兼教育家所奠定的哲学文化基础,还有马克思、恩格斯所发展的唯物辩证法的影响。
从中国看,在有了现代大学后,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梅贻琦时期的清华以及以其为背景的西南联大都是哲学家荟萃的,学校领导自身既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的熏陶,同时,又吸纳了德国、美国的哲学思想与教育理念,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高峰期。期间,梅贻琦的教育论文《大学一解》就是基于中国古代经典《大学》核心内涵的“大学之道”,吸纳了美国通识教育理念的教育哲学成果。梅贻琦提出了学问之最后目的和最大精神即在于《大学》之开篇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他指出当今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明明德”与“新民”之二义，并强调“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故大学教育应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中国哲学理念形成了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与基础。
在新中国,以蒋南翔为代表的教育家,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蒋南翔校长亲自任哲学教研室主任,领导开设哲学课,并且自身是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问及清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校友:什么是学校给以的最重要的教育?许多校友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比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讲求实干，注意抓主要矛盾、防止片面性，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要有大局观念、整体意识、群众观点等等,也就是哲学思维的历练。
以上事实,对当今的师生砥砺自身的哲学性格应该有启迪意义。
实践表明,努力砥砺自身的哲学性格,是当今大学人文化自觉的重要体现,也是以文化人、文化育人的重要课题,应当予以充分重视。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站在世界科学的最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中国实现向创新型国家转型,促进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特别要强化理论思维,特别是哲学思维。习近平同志在2019年第1期《求是》杂志发表《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文指出：“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地在实际工作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路线的哲学基础,是我们认识世界、追求真理、改造世界、完善自我的思想武器,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的基本途径,应该成为深化文化素质教育、砥砺师生哲学性格的重要任务。同时,在现实生活中,文化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环境,文化哲学也越发显示出其重要性。文化哲学是对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的理性思考,是对文化现象的哲学理解和历史阐释。当代文化哲学自身将人对真善美的综合追求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它对高校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文化哲学作为人类追求文化整体性的哲学表现形式,对于科学与人文、精神与物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割裂等文化整体性消解现象具有抵制和导引作用;当代文化哲学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并从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高度界定文化,把握文化的意义与价值,这对于开展研究型教育,调动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的主动性积极性,具有导引作用,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
最后,我们再回到批判性思维这个命题上。如上所述,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反思的思维活动。“哲学智慧是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它启迪、激发和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永远敞开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空间,促进社会的观念更新、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工艺改进和艺术创新,从而实现人类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7]提高哲学自觉,砥砺哲学性格,不仅与批判性思维教育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而且,必定有利于批判性思维沿着建设性的方向前行,并在更加广泛的维度上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理性的精神文化保障。
引导哲学自觉自信,砥砺哲学性格,应该成为深化文化素质教育永恒的命题。
参考文献：
[1]云杉.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上)[J].红旗文稿,2010(15)：4-8.
[2]彼得·费希万,等.作为普遍人类现象的批判性思维——中国和美国的视角[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55-62.
[3]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146-150.
[4]邹广文.什么是文化哲学[N].光明日报,2017-06-19(15).
[5]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
[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3-5.
[7]周光迅,等.哲学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