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生活中素来注重美感。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引郑玄注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记·少仪》也说：“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近人蔡元培说：“吾国古代乐与礼并重；科举时代，以文学与书法试士，间设画院，宫殿寺观的建筑与富人的园亭，到处可以看出中国是富于美感的民族。”
以松花石为砚，始于清康熙年间。康熙曾亲自撰写《制砚说》，说明松花砚石出产情况。这是康熙御赐翰林院待讲孙勷的松花石砚。砚池上方浮雕麒麟瑞兽，砚缘左右刻有竹节纹饰，巧妙利用石材天然色彩，中间阴刻“以静为用 是以永年”八字。
“富于美感”的特性体现在古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古代文人的日常生活中，文房（书斋）空间的营建，从笔墨纸砚、琴棋书画，到瓶花古玩，无不体现着文人的审美意趣。
走进文人书斋，文房四宝中，砚的审美价值和象征寓意最为人称道。古往今来，喜好砚、赏砚、藏砚者不乏其人，欧阳修、苏轼、米芾、黄庭坚、沈石友、纪昀等均参与其中，并撰有《砚谱》《砚史》《阅微草堂砚谱》《沈氏砚林》等砚学专著。
作为磨墨的工具，砚的材质类型多样。其中，石质砚（也即石砚）较为常见，以广东端砚和安徽歙砚最出名。在历史上，歙砚的发展，离不开五代时期南唐统治者的推崇。一方面，南唐专设“砚务”机构，用来管理御供砚台的生产、雕琢；另一方面，统治者钟情于赏砚、藏砚。相传南唐后主李煜藏有著名的“青石砚”“龙尾砚”“红丝砚”以及“宝石砚山”等。
我们常说“文房四宝”，“文房”的说法就可能始于李煜。需要说明的是，“砚山”并不是砚台，砚山又称“笔架”，刻石为山，中凿为砚，砚附于山，故名“砚山”，是一种可以注墨、架笔的山形石。李煜有“海岳庵”和“宝晋斋”两座砚山。“海岳庵”据说后来曾流传到米芾手里。
“龙尾砚”因产于歙州（安徽）龙尾溪的龙尾石而得名。“龙尾石多产于水中，故极温润。性本坚密，叩之其声清越，宛若玉振，与他石不同。色多苍黑，亦有青碧者”（宋佚名《歙砚说》）。上好的质地，使得龙尾砚成为五代时期有名的“文房宝物”之一。
制砚，一般注重实用价值、审美价值与美好寓意的统一。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历经采石、选料、制璞、磨光、设计、雕刻、配盒等多重工序。在设计上，讲究“因石构图，因材施艺”，选料、构图、设计、雕刻、施艺，无不体现着制作者的审美品位，往往还传达着某种哲学观念。所谓“制器尚象”“器以藏道”，“道”与“象”附着于实物砚体。一块好砚台，不仅能体现主人的审美品位，甚至还能透露他的志向和风骨。
制好的砚，以温润如玉、磨墨无声、涩不留笔、滑不拒墨、发墨如油、纹理缜密为佳。当然，一块上好之砚，倘若未经人工过分雕琢就能彰显天然古拙之美，那自然更受文人青睐。有学者研究过古代歙砚的雕琢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造型：“仿古式，即仿照历代砚式，如圭式、风字、凤池、古钱、古瓶、钟鼎、合壁、笏式、龟式、琴式、荷叶、蟾蜍、日月式、抄手式等，淳朴古拙，多作收藏鉴赏。自然式，按照砚石的形状、花纹，因材施艺，巧作而成。大冠式，长方形，上端砚边稍宽，下端砚边稍窄，砚边雕各式回纹图案，砚池开砚舌，背刻复手，内镌铭文、人物、山水等图案。玉堂式，又称素边砚，长方形，不刻图案文饰，砚池可开砚舌，也可雕淌池，为实用型砚式。”（庄一兵《案头的风景——歙砚的艺术价值》）
在古人看来，文人有砚，正如美人之有镜，“一生之中最相亲傍”，能“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苏易简《文房四谱》）。通常，“砚”被赋予“砚德”“砚品”，直接关联着主人的“人德”“人品”。人即砚，砚如人，所谓“厚重坚贞，行无瑕玷”等，皆同时指向人和砚的品格。基于此，出现了一种文人书写“砚铭”的风尚。苏东坡《端砚铭》曰：“匪以玩物，维以观德。”邵博《闻见后录》卷二十八说：“予尝评砚，端石如德人。”清人纪晓岚说“刚不露骨，柔足任磨，此为内介而外和”。康熙皇帝有“以静为用，是以永年”的砚铭。学者李溪如此评价“砚铭”的价值：“（砚铭）作为一种独立的书写形式，在最深邃的意义上表达着文人对普遍价值的信服以及对自我价值的思考。砚铭的流传，正是基于它身上意义的穿透力；这个意义，也以另一种方式留下了‘名’的印迹。”（《清物十志：文人之物的意义世界》）
砚台与砚铭，只是构成文人书斋“长物”或“景观”中的一例。古人的文房书斋，器物配件种类繁多，琳琅满目。可以畅想，清晨或黄昏时分，文人独处其间，一支笔、一团墨、一张纸、一方砚、一瓶花、一把古琴、几方顽石，吟诗作画、著书立说、饮茗抚琴、会友往来、品鉴收藏、作课清供。这种独特的精神空间既有“断尘除俗”的意味，也有“牵念功名”之意，使文人之心在“江湖之远”与“庙堂之上”有了周转、游移的空间。
这种清雅之美，正如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序》中所描述的：“吾尝见诸老先生多畜法书、名画、古琴、旧砚，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
如今，虽说“书斋”多半已成为今人念及古人的“精神场域”。但从砚台等“文房长物”上面，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古人情感的温度、趣味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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