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臧克家曾讲：“富庶的河套，是黄河所给的一点甜头。”河套就像一个酣睡在黄河臂弯里的婴儿，母亲河不仅赐予她物质上的富庶，更浇灌出灿烂辉煌的文明。虽然河套地区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占地很小，但在中华文明的坐标体系中却熠熠生辉。几乎每一个中原王朝和北方民族都曾涉足这一区域，并在此留下深深浅浅、星星点点的历史印记。河套地区党项及西夏丰富史迹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西夏时期的河套地区

河套之称出现于明代。《明史》卷42《地理志》记载：“大河三面环之，所谓河套也。”事实上，仅有三面环河的自然地理条件还不足以形成河套之形胜，因为三面环之的特点古已有之；明季以降，长城横截其面，才是河套之谓出现的根本原因。故清人在《河套图考》序言中指出：“河以套名，主形胜也。河流自西而东，至灵州西界之横城，折而北，谓之出套。北折而东，东复折而南，至府谷之黄甫川，入内地迂回二千余里，环抱河以南之地，故名曰河套。”这一三面环河加上长城横穿而过的地理特征构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是自然因素和人文条件共同催生的结果。随着黄河改道等缘故，清季又有前套、后套、西套等称谓，形成了现代地理意义上的河套。不过在中国历史视野中的河套主要包括今贺兰山以东、黄河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的区域。虽然这一地区在广袤的中国国土中并不十分起眼，但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却具有扼系天下安危的重要地位。这一点也早为古代先贤所认知，如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讲道：“河套南望关中，控天下之头项，得河套者行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乱，天下乱。”顾炎武也曾讲：“河套地迥迥占千里，其土肥沃，可耕粟，三面组合敌难入，面战可防守。”正因为如此，作为中原政权的北门户，北方游牧民族的前舞台，历代政权都十分重视对河套地区的营务与管理。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西夏更是如此。

周伟洲在《唐代党项》一书中指出，大致从唐代贞观末年开始，居于今甘南川北一带的党项民族就迁入关内，散居于庆、灵、夏、银、胜等州之内，主要分布于河套及周边地区。至此，河套地区不仅成为党项民族养精蓄锐和羽翼渐丰的舞台，更是西夏政权的发祥地，直到元朝灭亡西夏，河套地区一直扮演着西夏政权“左翼”的重要角色，是西夏得以立足的重要“农牧之地”，更是其东线防御的“东大门”。蕃汉民族交错杂居、相互交融，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的维度，河套地区在党项及西夏历史上都具有特殊地位，在这一地区留下了较为厚实的史迹遗存。

丰富厚重的西夏史迹

在西夏学学术园地，学者们往往对元人未能给西夏修撰一部正史而深感遗憾，西夏历史的探究也常常为文献阙略所掣肘。然而当我们进入西夏故地，走向田野，丰富厚实的西夏史迹便展现在眼前。当然，走向田野是一个不断有新发现的过程。经过调查走访，目前可以看到的河套地区西夏史迹大致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数量大。粗略统计，河套地区能够进入文物统计视野的西夏史迹就有近500处之多。虽然在调查过程中必有遗漏，但基本反映了河套地区的西夏史迹状况。需要说明的是，河套地区的西夏史迹密度略高于唐代甚至明清时期，仅次于新石器时代和秦汉时期。这一统计还未将从唐代中期始内迁党项部落留下的墓葬、聚落、窖藏等遗存考虑进去。实际考古调查习惯于将这部分遗存定性为唐代遗存。因此，若将唐代党项史迹一并统计，河套地区的西夏史迹则更为丰富，是名副其实的富集区。

分布均。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河套地区可以分为“水居环境”和“沙居环境”，前者是指沿黄河而形成的绿洲以及河套南缘分布的梳齿状河谷地带，后者则是指以今鄂尔多斯台地为中心的河套腹地。一般认为，“水居环境”比“沙居环境”更有利于先民们的生存，留下的史迹自然应该多一些。然而在实际调查中并非如此，河套地区的西夏史迹呈现出相对均匀的分布状态，甚至在毛乌素沙地及周边地区的西夏史迹也极为丰富。这也是唐宋时期河套地区地域结构的一个重要观察点。

类型多。河套地区的西夏史迹有城址、墓葬、聚落、窖藏、窑址、烽燧、祭祀、宗教等类型，几乎囊括了中国考古学上遗存分类的基本类型。西夏虽处于农牧交错地带，但其呈现出的文化遗存特征与中原王朝并无不同。在诸多的遗存中，河套地区的西夏聚落遗址尤其值得关注。这类遗址具有面积大、文化层较薄、部分遗址具有叠压关系等特点，学术界对此类遗存尚未有较为系统详细的解释。如何理解在河套地区出现的较为密集且面积宏大的西夏聚落遗址，值得探究。

信息丰。文物史迹不会说话，但其蕴含的历史信息是极其丰富的，一些河套西夏遗存的发现甚至具有改写历史撰述的重大价值。近年来统万城周边出土的党项西夏墓志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百余方墓志展现出这一区域社会的基本概貌。但有一些河套地区的西夏史迹尚不能明辨其功能定位与文化内涵，例如在陕北北部一些远离村庄的沟壑地带，发现不少被当地百姓称为“牛碾子”的遗存，初步考证时代应为西夏时期，有研究推测与火药的制作有关，但具体用途功能还不能完全确考，诸如此类情况在田野中频繁出现。这些静卧荒野的西夏史迹就像一个个锁定的历史资料包，等待今人的密钥与破解。

“字态”“物态”“活态”资料的结合

雁过留声，水过留痕。包括党项、吐蕃、汉民族等在内的先民们在河套地区繁衍生息了几个世纪，在此交往交流交融，留下了不少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印痕。除了考古遗存外，河套地区的地名、民俗、方言等也隐藏了一些经过时间洗礼最终沉淀在区域文化中的信息。这部分史迹往往最容易被忽视，但其有着不容小觑的挖掘潜力和研究价值，是一部铺在大地上的“天书”。河套地区尤其是长城沿线地区留存大量与党项或西夏有关的风情民俗、口传故事、地名传说、姓氏资料、方言俗语等等，甚至从这一区域民众的群体性格特征中也可以窥视这段历史。即使这些资料不能作为严谨学术研究的信史，但对于西夏史研究而言，它们也不失为一种重要的补充和观察的视角，需要谨慎地审读和细致地剥离。

二十世纪初，王国维提出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互验证的“二重证据法”；在此基础上，陈寅恪、黄现璠、徐中舒、饶宗颐、叶舒宪等学术前辈从材料获取和研究方法视角提出了“三重证据法”，甚至“四重证据法”，并为学界所接受。今天，对于一个区域史迹的考察，不应仅局限于文物考古等单一的实物材料，凡能够获取历史信息的载体都应进入调查研究的视野，可以称之为“多重证据法”，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三种资料形态的支撑，即“字态”“物态”和“活态”资料，分别对应传统意义上的史籍文献、考古学意义上的遗存，以及至今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民间民俗文化。

传统史籍文献是任何时候都不得偏废的研究基础。近代以来，出土文物和考古遗存也得到前贤鸿儒的极大关注，陈寅恪“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之断论，即是对“物态”资料的重视。唯有存在于今天百姓民间的“活态”资料还未能充分进入历史学研究的视野。

进入新世纪，走向田野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趋势，在此背景下，“字态”“物态”“活态”资料的结合也应具有中国史学研究普遍意义上的价值。这一点在河套地区西夏史迹调查过程中体会尤深。对于传统文献阙略的西夏史研究而言，散落在河套地区丰富鲜活的史迹遗珍显然成为观察区域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甚至是一部有待学界去仔细研读的“大地天书”。（作者：杨 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河套地区西夏史迹调查与研究”负责人、北方民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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