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太原街头的吉兆

二、收容所何时关门

三、王家湾的今昔

四、在民族英雄谢子长的家乡

五、访《东方红》歌手李有源老家

六、难兄难弟都有了希望

七 、在贫困的死亡线上

一　太原街头的吉兆

　　1980年3月中，正是北国大地春意萌发、冰雪消融的季节，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山西省太原市，开始了为期近半年的黄土高原农村调查。

　　我们来到太原街头，首先去看那一家家饭店。

　　性急的朋友也许要问：太原的饭店同黄土高原有什么相干?

　　说穿了未免令人沮丧：我们的用意，不是别的，就是想看看眼下要饭的人还多不多!

　　前些年，在外地人的印象中，山西是个“出经验不出粮食”的地方。这个印象因何而起，是否符合实际，我们未去深究。但在“学大寨运动”搞得最热闹的那些年，太原街头要饭的人成群结队，却是我们曾经耳闻目睹的事实。那几年，我们每次到太原，随便到街上转转，都碰见不少沿街乞讨的农民，有的要钱，有的要粮票，饭店更是他们频频光顾之所。只要你买的饭菜一上桌，光屁股的孩子，衣衫褴褛的妇女，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棍的残废人，就会把一只只掉了瓷的饭碗、茶杯或是废罐头盒伸到你的面前，用各种不同的凄惨的音调哀求，“可怜可怜吧”，“给半块馍吧”，“给一勺面条吧”。有的则默默地把一只又黑又脏的手搁在你的碗边，不给他一点决不缩手。面对这种情景，有几个人能坚持把饭吃完呢!而当你一离桌，乞食者立刻就会扑上去争夺剩菜残饭，吃了不算，还要用舌头把那盛菜的盘子舔过来舔过去，直舔到上面不剩一点油渍为止，叫人见了真是痛心。

　　这些要饭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大多是从太原西边的吕梁山上来的。如果你一一细问他们是山里哪个县的，多数又会回答你：临县。

　　吕梁山，山西人称它为“西山”，古称“骨脊山”。因为它峰巅相连，形似脊骨，后人以两骨相连处颇像两口相对，如一个“吕”字，故易名为吕梁山，并成为晋西群山的总称。在战争年代，吕梁山是座英雄的山，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贺龙同志率领八路军一二〇师沿北同蒲路挺进晋西北，开创了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这吕梁山区就是晋绥边区的一部分。在八年抗战中，英雄的吕梁儿女在此抗击了日伪的上万次进攻，歼灭了十余万敌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可是，就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在全国解放三十年之后，不少农民的生活却反而不如贺老总在这里的时候了。吕梁地区总共十三个县，山上九个县，一百四十七万人，山下四个县，一百零三万人。在“四人帮”祸国殃民达到顶峰的1976年，粮食总产不到十二亿斤，人均占有粮食只有四百多斤，口粮仅二百来斤，人均分配收入四十三元。最穷的临县，从1958年到1979年的二十二年中，每个农民平均每年从集体分得的收入，达到和超过四十元的，仅有三年，其余十九年都在四十元以下，最低的1976年仅有二十一元八角，平均一天才六分钱。就算达到了四十元吧，一天也不过一角一分钱。一角一分钱，在北京还买不了两个一两粮票的芝麻酱烧饼，怎能维持住一天的生计呢?于是姑娘们一批批远嫁他乡，年轻媳妇离家出走另找婆家，大量人口外流乞讨谋生，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临县县委书记刘乃柱过去曾告诉过我们：这个县有的年头，有统计的外流人口达一万三四千人，没有统计的，就说不清了。他们往哪里去?自然是就近奔太原这个大城市了，人多的地方好要饭嘛。久而久之，太原街头要饭人数的多寡，就像温度计那样，成了人们观察山西地区农村形势好坏的一只“表”了。我们所以要从太原街头开始作调查，原由也就在这里。

　　3月25日11点钟，饭馆中午营业高峰快到了，我们从新华社山西分社出发，一直往北走，先看了并州路东、西商场附近的饭店，再转到五一广场旁的大饭店——晋阳饭店，然后又转入太原最繁华的街道——柳巷、桥头街，那里有有名的上海饭店，以及许多小饭店。到午后1点为止，我们一共串了十四家饭店。发现了多少讨饭的呢?出乎我们的预料，一共只有九个。经过一一询问，这九人中，有三个是外省人，一个是为打官司来的，两个是想来找活干没有找着。另外六个人中，一个是太原城里的孤老头，在上海饭店要吃的两个十四五岁的娃娃是西山柳林县的，还有三个虽说也是从西山来的，却并非专来要饭，目的是来上访打官司的。他们见我们打听这打听那，还以为我们是“官方”的私访人员，马上就想同我们谈他们的案情。看来，只要上访有结果，他们不会再久留太原。令人又喜又惊的是，在这两个小时的“饭店调查”中，来自临县的要饭人一个都没有碰到。

 

　　十四家饭店里只有九个要饭的，而且纯粹要饭的西山人只有两个娃娃，这可是近十多年来的最低的纪录。它使我们预感到：黄土高原上的形势已经向好的方向转了，饥饿的岁月也许就此到头了。

 

二、收容所何时关门

　　我们从太原西行到吕梁山区，一路经过离石、临县、兴县、保德诸县，再西渡黄河到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又沿咸榆公路南下延安，一路上都用逛街头、串饭店的办法去看农村形势，结果都证明在太原街头产生的那个预感确是个好兆头。一般县城里都只有一两个、两三个要饭的，而且都是老弱病残。其中延安市的变化，尤为引人注目。

　　1974年夏天，我们曾经访问过延安。当时，延安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我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记得那次我们在东关附近的一家食堂观察了半小时，就看到十七个讨饭的。在另一家食堂门口，坐着一个瞎眼老汉，手里端着一只饭碗，不住有气无力地哀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这个老汉名叫刘玉发，是延安市姚店公社纸坊生产队的人，是个五保户，已经七十五岁了。年前队里照顾他一百五十斤原粮，早已吃完，只好流落在街头。三伏天，他下身还穿着去年冬季国家救济的一件旧黄军棉裤。紧挨着老汉还坐着一位双手残废的中年人，听刘老汉向我们诉说苦情，同病相怜，两眼珠泪滚滚。这些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间，我们到清凉山上原延安解放日报社门口转了一趟，只见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睡着五十多个要饭的人。幸而时届盛夏，要在严冬那该是何等的悲惨!

　　可是，沿街乞讨、露宿街头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圣地，前些年来此观瞻的外宾很多，叫他们看见了岂不丢尽脸面!因此之故，每逢外宾到来之前，公安人员都要一齐出动，将流落街头的讨饭人收容拢来，集中到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再遣返回去。为了防止讨饭人逃跑，每次遣返都包的是轿车。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一到中途休息或吃饭，车刚一停，年轻人和大一点的孩子便纷纷从窗口钻出逃跑了，以至遣返的汽车还没有回来，这些人已经再次在延安街头出现了。即使原来的全部遣返回去了，新的要饭者又会接踵到来。这使市公安局和民政局伤透了脑筋，不遣返吧，实在有碍观瞻，遣返吧，又没完没了。他们说，为了遣返，有的讨饭的还同公安人员顶嘴，说毛主席、共产党哪一条政策规定不准要饭，没有粮吃就该在家里等着饿死吗?问得公安人员无言可答。

　　要饭的人遣返不完，是因为农村里头实在没有粮了。据地委的同志讲，当时延安地区有三分之一农民吃糠，还有一部分农民连糠也吃不上了。各县粮食加工厂的麸皮、谷壳大部分返销了回去，有的顶奖励粮，大部分当“口粮”，不算粮食指标。粮食部门还作了临时规定：一斤粮可以换麸皮一斤半，或玉米皮五斤，或高粱皮五斤，或谷皮六斤。有些社员便拿国家的返销粮去换一部分麸皮和谷皮，但这也并不能敞开换，要走后门才行。什么门路也没有的农民，在吃光了糠菜之后，就只得外出流浪了。

　　这一次，我们再访延安，情况大为好转了。6月13日下午，我们在延安街头串了八家饭店和十几个饭摊，一共只遇到八个要饭的。在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所长高正谦告诉我们，粉碎“四人帮”以来，收容人数在与年俱减：1977年1至4月，共收容了四千五百一十九人次；1978年同期收容了三千六百零九人次；去年同期减少到二千七百三十八人次；今年同期，又减少到二百二十多人次。

　　收容人数的急剧下降，表明陕北的农民已经从贫困饥饿的“深沟”里，开始往上爬了。翻翻延安、榆林两地的粮食分配账，也真是这样。1973年，延安地区社员的口粮，包括自留地粮食在内，平均原粮三百二十九斤，有的县平均只有二百五十斤，折合细粮不足二百斤。榆林地区比延安地区还要少。而1979年，仅从集体分得的口粮，延安地区人均达到了四百三十六斤半，榆林地区也达到了四百二十斤，比上年增加了三十二斤。在两地的二十六个县、市中，人均口粮超过五百斤的有七个，四百斤至五百斤的有十个，三百六十斤至四百斤的有三个，三百六十斤以下的只有六个了。以核算单位计，两地三万零七十二个单位中，人均口粮在五百斤以上的占百分之二十二，四百斤至五百斤的占百分之二十三点四，三百斤至四百斤的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一，三百斤以下的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五。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陕北三百五十万农民目前的吃饭水平大体是，四分之一吃饱有余，四分之一可以吃饱，四分之一半饥半饱，还有四分之一仍要靠国家救济。不过，由于粮食市场开放了，“小自由”多了，即使是最困难的四分之一，国家给一点，自留地上弄一点，集市上换一点，再兑上点糠菜，也能熬过去了。农民们都说，今年庄稼长势好，丰收有望，明年的日子会更好过了。

　　陕北，尤其是延安，是举世瞩目之地。这里要饭的大大减少了的消息传到省城，传到北京，传到关心它的人们的耳朵里，人人皆感兴奋。作为时代脚印的记录者，我们的心情更是抑制不住的激动。然而，激动之余，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十一个年头，我们还要把要饭人数的多寡当做一把尺子，去衡量农村形势的好坏，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标准呵!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毕竟是半辈子过去了，我们该怎样实事求是地总结这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呢?还要多长时间，作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的象征——宝塔山下的那个收容所，才能彻底关门大吉呢?

三、王家湾的今昔

　　我们在延安访问期间，地委正在开北部七县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如何加快改变穷社面貌问题。

　　这里普遍都穷，为何又单独提出“穷社”问题?他们所指的“穷社”是什么概念?经过介绍，才知道1979年全地区人均收入在四十元以下、人均口粮在三百斤以下的队，百分之九十左右集中在北部的吴旗、志丹、安塞、延安、子长、延长、延川等七个县。在这七个县的一百零四个公社中，又有三十六个公社(吴旗五个，志丹五个，安塞六个，子长七个，延川五个，延安六个，延长二个)，共二千四百五十三个队、二十七万七千多人，从合作化以来基本没有过过好日子，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了二十来年。这次的县委书记会，重点就是研究这三十六个“穷中之穷”的问题。

　　那些地方到底穷到了什么地步?眼前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决定挑几个看一看。

　　第一个目标是安塞县的王家湾公社。所以选中它，是因为这个公社的所在地——王家湾大队，曾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在1947年率领“昆仑纵队”(中央机关的代号)转战陕北途中，除米脂县杨家沟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从4月13日到6月9日，一共住了五十八天。过去，我们曾听几位当年“昆仑纵队”四大队——新华社的工作班子——的队员讲起过，著名的蟠龙战役，就是毛主席在王家湾的一个窑洞里运筹指挥的，周恩来同志曾在那儿向西北局发过指示：战争岁月中仍然要注意减轻人民负担……

　　我们从延安驱车出发，沿着延河旁的公路北行不到一小时，就到了安塞县城真武洞。由此往北，延河河谷渐渐狭窄起来，两旁悬崖壁立，怪石嶙峋，公路就在悬崖的半腰中盘来盘去。约摸又过了一小时，汽车顺着延河的一条支流往右手一拐，迎面就是一座巍然耸立的高山。当汽车吃力地从沟底爬上山顶时，放眼望去，只见万千群山，一座挨一座，无穷无尽，恰似黄海上层层叠叠的浪涛。司机同志说，这就是当年刘志丹、谢子长带领农民“闹红”的横山。从刚才经过的山脚下的坪桥公社到王家湾，过去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通，来回一趟，至少要四天。脚底下的这条土公路，是1974年才修通的，不过一下雨，还是走不成。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当年毛主席、党中央转战来到此地该是多么的艰辛，而这地方对于打“蘑菇战”又是多么的有利，难怪胡宗南手下的刘戡一到此地就被拖得晕头转向了。没有人民的支持和保护，谁能在这千山万壑中立脚呢!

　　在群山的峰巅上千旋百转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了王家湾。从一个城堡似的红石山头往下眺望，只见三座山峰脚下夹着一块在这一带难得找见的几亩地大小的谷地。一条名叫双羊河的小河从谷地中间穿过，河边长着两排老柳树，细长的枝条轻拂着水面。河岸两边，各有几排瓦房，围墙雪白耀眼——这是新盖的公社粮库和公社机关。公社背后的山坡上，错错落落现出上下几层窑洞。粗粗一看，王家湾不失为一个秀丽的山村。

　　然而，听了公社副书记雷步升的介绍，我们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在毛主席离开这里三十三年后的今天，这里竟然是这样的贫困：1979年，全社五千一百八十九人，平均每人只从集体分到口粮三百一十五斤，收入三十二元六角九分，人均现金才一元六角一分。当年毛主席居住过的王家湾村，现在分作上、下两队，上队去年人均口粮三百七十斤，收入三十四元；下队人均口粮三百三十八斤，收入二十九元三角。据他们说，这还是近十年来最好的光景。

　　午后1点，正是社员吃晌午饭的时候，我们去拜访了当年接待过毛主席的王家湾行政村代表主任、现任公社党委委员高文秀。这位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如今已经七十二岁，老伴已去世，全家现有十一口，四代同堂，有儿子、儿媳，三个孙子、两个孙媳，三个重孙子，分了两家。我们先看了看他儿子住的窑洞，大小几口正在吃饭，但是不同年龄的人饭都不一样：最小的吃面疙瘩汤，大一点的吃“渣渣饭”(一种把高粱连皮和苦菜一起煮成的又苦又涩的饭)，大人吃糠拌苦菜。窑洞里除了一盘炕，一个锅台，几只缸罐外，空空荡荡。揭开缸盖一看，大部空空，只有一只缸里还有一点高粱，锅台上还剩半盆面。

　　走到上一层的窑洞里，只见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头，缩着脖子斜靠在炕壁上。公社副书记老雷说，他就是高文秀老汉，已卧病不起多时了。我们打量了一下，炕上还算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其余也就一无所有了。一个入党四十五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还是高老汉首先开口，问我们从何处来。一听说我们是北京新华社派来的记者，老泪就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哽咽着说：好，好，难为你们还惦记着俺们……

　　在一阵沉默之后，我们问老人：这些年日子过得咋样?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一声长长的“唉——”停了一阵才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粮，自留地上一人又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

　　说到这里，老汉又痛苦得说不出话来。老雷在一旁代为叙述：最困难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几年，一口人一百来斤口粮，不到过年早就光了，靠糠和谷壳、麸子对付到开春。苦菜刚一露头，就挖得吃了。苜蓿成了主要食物，根本舍不得喂牲口。苜蓿吃光了，就只得打树叶充饥，槐树花叶、柠条花、枸杞叶子、臭椿叶子都摘来煮着吃。有的社员实在饿得不行了，只好去偷荞麦叶子。家里凡能变卖的东西，都换了粮吃，好多人家还经常断盐。差不多的人都是面黄肌瘦。吃了树叶，拉的屎带血，自己都不敢看一眼……

　　这些情景，实在太惨了。为了不再刺激卧病的高老汉，我们赶紧改变话题，问起当年毛主席来到王家湾的情景。这一问，老人忽然张大了模糊的泪眼，闪出了感奋的神色，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接着，他慢慢拉开话匣，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1947年4月13日后晌，来了一支俺们的部队，大约三百来人。俺那会当代表主任，有几个军人就来找俺，说部队要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啥困难?俺说吃的粮没麻达(不缺的意思)，酸菜也有，就是你们牲口多，草料怕供不上。一位被大家叫罗大队长(后来才知道他是罗青长同志)的说：只要有米有菜就行，柴草我们自己解决。后来，部队一住住了五十八天。头二十多天，部队就吃自己带来的一点米和俺们筹的粮，等到5月初蟠龙镇打下了，大部队才送来了洋面。那会子王家湾村十七户人家，一百多口人，能容下这么多人吃饭，你们想，要是俺们没有余粮咋能成?就说俺家，那会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洋芋还不算在内，腌的酸菜，晒的干瓜片、干红豆角也吃不完。

　　“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同志那年就住在薛如宪老汉家的大窑里。起先俺们只知道住的是大首长，不知是谁，后来，被俺村薛富荣老汉认出来了。他在瓦窑堡开会时见过毛主席。那会毛主席可操心咋了，每天等鸡叫了他才睡下。他的伙房就设在俺家窑洞里，吃的和俺们一样。周总理还给我们作过报告。春耕时节，部队战士们还帮助俺们犁地。每回打了胜仗，就开联欢会，演‘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母子放哨’，红火红火的。”

　　从高文秀老汉的回忆中，我们明显地感到，现在的王家湾真是不如三十多年前了。第二天，我们冒着蒙蒙细雨，访问了当年跟随中央机关的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等同志住过的地方——王家湾大队高川生产队之后，这种感觉越发强烈了。

　　高川生产队离王家湾约摸三里地，由于有一点沟台地，在王家湾公社算是最富的队了。我们找到范长江同志当年住的高长生家时，果见比高文秀家要好得多，炕上铺的白毡，被褥、穿着也较干净，吃的饭也好一点。但是高长生老汉一谈起来，还是流露着对老边区生活的无限怀恋。他说：当年俺家一共八口人，有两头牛，三头驴，一百多只羊，两头肥猪一群鸡，一年打五六十石粮食，平均一人二千多斤，咋也吃不完。老范他们来的时候，俺家光余粮就存了三十石(一万多斤)，腌的酸莱四五大缸。养羊多，抓的羊毛也多，除了卖钱，就擀毡、织毛衣、毛裤、毛袜，打毛口袋，缝老羊皮袄，穿得暖烘烘。还时常用粮换布，三升米换一尺老布。肉也多，老历六月六、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九月九，都要宰几头羊，过年时宰的更多，腌猪肉要吃到老历五月。等到六月六，就吃“新麦泡羊肉”了。

　　一说到眼前，高长生就皱了眉头。他说：1979年，俺家六口人，从队里分到一千八百斤粮，自留地打六百斤，总共二千四百斤，一人四百斤。这算是这几年分得最多的了。羊，被割尾巴割光了，“四人帮”捣乱最厉害的1976年，只剩下了一只，现在虽有六只了，还不及当年一个零头。打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没分到过现钱。他说，比起王家湾，我们日子还算好，要是跟老边区时比，远远比不上。

　　回到公社，碰见王家湾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今不如昔的对比材料：当年王家湾村家家有一至三头驴，全村有三十六头牛，四百多只羊，现在毛驴死得差不多了，牛剩下了十七头，羊只有二百来只，都比过去少了一半。幸亏去年开始政策放宽了，毛驴下放到户了，其他牲口也包养到了户，不然不得了。

　　一个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作出过贡献的曾经是丰衣足食的山村，在三十三年后的今天，反而变得一贫如洗，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倒退!看来，王家湾要重新兴旺起来，搞得好，也得三五年，要超过过去，更要花一番努力。但愿在经过这么长一段曲折的道路之后，王家湾能够变得比老边区时更加富裕。不然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来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

 

四、在民族英雄谢子长的家乡

　　王家湾公社的东邻，就是民族英雄谢子长的家乡——子长县李家岔公社。

　　谢子长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896年出生在李家岔公社枣树坪生产队，从小就同情穷人，富于正义感。青年时代在榆林中学读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即同刘志丹一道投笔从戎，进了黄埔军校，并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同刘志丹一起领导渭华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后任陕甘工农游击队总指挥，开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2年，任西北革命委员会主席。1934年，他在反“围剿”战争中负伤，次年1月病逝在家乡，当时年仅三十九岁。

　　在谢子长的影响下，李家岔人民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开始“闹红”，并成为陕北最早的根据地。谢子长牺牲后，陕甘边区和中共陕北特委在现在的阳道峁大队周家生产队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西北工作委员会，推选了刘志丹同志任军事委员会总指挥。1935年5月1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李家岔胜利会师，使革命队伍进一步壮大。中央红军到陕北后，于1939年8月，在现在的新庄墕大队梨园堡生产队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陕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习仲勋同志当选为第一任主席。

　　革命战争年代，李家岔人民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和重大牺牲。谢子长一家除他之外，还有六位亲人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先后担任红二十六军团长的谢绍安、李清彦、李泽明都是李家岔人，也全都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在敌人枪林弹雨中的无名英雄，更是不计其数。李家岔的群众还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节衣缩食，送公粮，做军鞋，抬担架，支前方，为全国的早日解放，做出了最大努力。

　　可是，当我们来到这里访问，所见所闻也和王家湾一样，都是惊人的贫困!

　　在召开过陕甘边区与陕北特委联席会议的周家生产队，我们看望了社员薛登恩家。他家七口人，原先有一孔旧窑，前些时候塌了，现在借住在人家的一孔窑里。进窑一看，炕上没有毡，也没有褥子，只有一张破破烂烂的炕席。赶来看热闹的一位社员有意点穿：“别看这张席这样烂，连这还是别人借给他的呢!”炕上堆着三四床油腻腻的像破鱼网似的烂被子——它们也是前些年国家救济的。窑的一边，并排放着五个缸，揭开一看，个个空空如也。灶台上有大小两口锅，其中有一口煮着麻胡胡的东西。我们信口而出：“是喂猪的?”陪同来的生产队长忙说：“哎，这是他家的饭哩。”看到我们惊讶的眼神，他又补充说：“他家向别人借了一千斤粮，早已吃完了。现在正等救济，所以只能吃包谷皮煮苦苦菜。”我们这才注意到，锅台沿上果真放着半笸箩碾碎的包谷皮和一堆苦苦菜。

　　在这破窑洞里，唯一像样的是一件晾着的粉红色布衬衣。队长看到我们的目光注视着它，又特为作了说明：“这件衣服是他十八岁的闺女偷空刨远志根(中药)，得了三块钱，才买来的。这么大的闺女，没有一件衣裳咋出门呢!”在交谈中，薛登恩只是木然地看着我们，一声未吭。这个家，全部家当折合起来，还不值三十块钱，他还有什么好说呢!

　　在徐家砭大队黄草湾生产队和石灰岔大队石灰岔生产队，我们也走访了几户社员。这几户人家虽然比薛登恩家要略好一点，至少还有一孔窑洞，被褥齐全，但摆设稍微整齐的人家，几乎没有。除了一户工人家属户之外，别的户，家当都超不过一百元。

　　当天晚上，当我们在公社办公室昏暗的煤油灯下，听了公社书记关于李家岔情况的全面介绍，对于这里的“赤贫”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李家岔公社二十六个大队，一百三十二个生产队三千三百八十一户，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人。这个公社地域广阔，方圆四百一十二点五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吴堡县的地盘。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三十八人。耕地在册面积是七万四千八百亩，实际上却接近二十万亩，平均每人有十二亩多。按说，这么多的地，对发展农林牧各业都是十分有利的，解决吃穿问题，应当是不困难的。可实际却相反。1970年至1979年这十年中，人均生产粮食，平均每年才四百二十斤，扣过籽种、饲料、农田基建补贴粮、大小队干部和其他脱产人员的补贴粮，分给每人的口粮就只有二百来斤。加上国家十年内返销的二百五十多万斤，每人每年也不过增加十来斤，还是要吃糠咽菜去逃荒。1979年是中等年景，人均口粮也仅二百多斤，收入二十八元六角，灾年景象也就可想而知了。

　　社员穷，集体家底也是空空。到1979年底，全社有固定资产一百零三万五千元，人均六十六元(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靠国家的无偿支援而添置起来的)，但欠国家贷款却有七十九万八千一百四十五元，人均五十一点九四元。如果除去国家支援的那部分，集体经济实际上就徒有空名了。

　　生产的落后，也必然带来交通、文教、卫生等方面的落后。这个公社二十六个大队中，目前只有六个大队可以常年通车，十三个大队可以冬春通车，另外七个大队至今还是“低头羊肠道，抬头巴掌天”，多少购买一点生产资料，都得靠人背驴驮回去。李家岔有个社办煤矿，燃料照说不应成问题。可是西面和北面的十一个大队，要翻山爬沟一百来里才能到煤矿，无法运煤，只得守着煤堆没柴烧，仍然年年烧秸秆和杂草。这个公社虽然有七所中学(其中有二所还是八年制学校)、四十七所小学，可是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小学五年普及率还不到百分之五十九。青壮年中文盲占百分之七八十，还新出现了四百五十六名“少年文盲”。李家岔设有地段医院，有十五张病床。这在山区算是不错的了，但是因为没有钱，许多人小病拖成了大病。要有急病，更没法子了。

　　离开李家岔公社的那天下午，我们特地到枣树坪去瞻仰了谢子长烈士的墓。他的墓，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土馒头”，上面长满了离离青草。我们站在墓前默立良久，思绪万千。烈士牺牲之前，曾经深情注目他家乡四围的黄土山，期待它们变成满眼苍翠，开出幸福之花。可是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理想仍然没有变成现实。现在可以告慰子长同志的是：寒冬已经过去了，富裕之花有希望盛开在你的家乡了。 

五、访《东方红》歌手李有源老家

　　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天天早上一开播，开始曲都是《东方红》。每天早晚的新闻联播，一开始也是放《东方红》。“文革”中开各种会，人们作“早请示”、“晚汇报”(“文革”中一种搞个人迷信的仪式)，一开始也是先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尔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首《东方红》，最早就是由陕西佳县(即葭县)的民歌手李有源在1942年唱出来的。他因此成为全国有名的民间歌手。

　　佳县是陕甘宁革命老根据地，古时为作战的安全，县城建在了一个山顶上，县城的东边山脚下就是黄河，因而易守难攻，民间有“铁佳县”之称。1947年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两万多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国民党将军胡宗南指挥的二十多万军队对陕北的进攻以后，就是从这个县东渡黄河经山西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去迎接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的。

　　我们到佳县时，正赶上这个县的白云山赶庙会。白云山有个有名的道观，历史上香火很旺，我们在县委里看见过明朝万历皇帝表彰它的圣旨。“文化大革命”中，观里的石雕像全都被红卫兵砸光了，但是这次我们去，看见善男信女们仍然对着原来的菩萨位置烧香磕头，庙里挂满了“有求必应”的红旗旗，其中不仅有本省各地来的，还有山西、内蒙古、甘肃来的。他们本是无组织的，到了榆林县，却会聚在一起，共同包一辆大轿车把他们拉到山脚下。我们去，是由县委书记陪着坐吉普车开到山上庙门口。善男信女们来不这样，他们都是从山脚下下车，然后爬很高的石阶上山。庙里有两支乐队，一支是从山西过来的，一支是本省的，他们是义务劳动，一支吹打完，另一支马上接着吹打，毫不懈怠。善男信女们来朝拜，有的一个人是代表很多人来的，有的是代表家人来还前两三代的愿。有两个乞丐上了山也要布施钱，庙里的人说：“你们两个钱来得不容易，来了就行了，不必给钱。”他们说：“我们也是人么!”其中一个人坚持布施了十元，另一个布施了六元。我们去看的那天，各地来的善男信女一共布施了一千八百元。第二天布施了三千一百元(当时猪肉是六七角钱一斤)。县委面对这么多远道而来的虔诚信徒，觉得不能用硬性的办法加以制止，那会激化矛盾。县委派了一位宣传部副部长和生产队干部、道士一起组织了一个管理小组来管理这件事。不要出乱子，首先是把布施的钱管理好。

　　白云山的庙除了破房子，原来的东西都毁掉了，这一次庙会恢复得很快，签子都是新做的，很粗糙，善男信女们却信得很。有的抽签问婚姻，有的抽签问老人的病，有的抽签问前程，有的抽签问自己的冤案。抽签的有共产党员，有国家干部。有个复员军人说：“我这次再解决不了问题，就只有死。”好多善男信女还在那里买一包一包的香灰回家当药吃。

　　我们看到这种场面很惊讶，这是陕甘宁老革命根据地啊!过去是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的。我们写了一封信给新华社分管我们的副社长穆青，说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批判，为什么冤假错案在县里落实政策办公室解决不了，要到这里来求神?为什么复员军人的问题当地政府解决不了，也要来求神?

　　这个县1955年李有源去世以前，群众生活可以，李有源唱《东方红》是发自内心的。但是他去世以后，不行了。我们到佳县，县委书记让我们到李有源的老家张庄去看看。

　　张庄离县城十来里，我们步行着去。这个大队在1972年以前，情况非常糟。有一段时间，因为靠集体种地过不下去了，人们盗墓成风。张庄离县城近，城里谁家白天埋了人，他们村里的人就在晚上把棺材板刨出来，加工成风箱、炕桌、小柜、凳子，拿到榆林城去卖，然后用卖得的钱在“黑市”上买点粮食回来过日子。干这种事得有点胆子，开始是男人们合伙干，后来妇女也参加干，再后来是各家各户单独抢着干。这当然要引起墓主的抗议和告状。但由于这是因为大家穷，没法子才干的，也不是盗什么金银财宝，再加上法不责众，县里也没办法。

　　我们去李有源家时，看见了他的大儿媳。她告诉我们，他们家在合作化以前生活不赖，但是后来不行了。1971年前，生活实在没法子了，她出去讨过饭。

　　这个大队在我们去时，情况已经好转。这么一个唱《东方红》出名的地方，搞得四邻不安，县里觉得太不像话，下了一点工夫，组织大家学大寨，修大寨田，增加肥料，粮食产量提高了，盗墓、讨饭现象没有了。但群众生活仍然赶不上李有源唱《东方红》时的水平。

　　张庄的情况大概也可以为白云山上的香火突然那么盛作一个注脚。

 

 六、“难兄难弟”都有了希望

　　在整个黄土高原上，最贫困的要算宁夏的固原地区和甘肃的定西地区了。人们戏称他们是一对“难兄难弟”，是一点不错的。何以见得呢?请先看三笔账：

　　我们所到的几个地区，1979年的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山西吕梁地区，为七十元；陇东庆阳地区居第二，为六十四元八角六分；延安地区居第三，为五十七元二角；榆林地区居第四，为五十二元；甘肃平凉地区居第五，为四十七元六角；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三十六元八角。人均收入五十元以下的队占核算单位总数的百分比，庆阳地区为百分之三十七；吕梁地区为百分之四十九多；延安地区为百分之五十二；榆林地区和平凉地区在百分之六十左右；而固原和定西都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人均口粮在三百斤以下的队占核算单位总数的百分比，吕梁地区为百分之十；庆阳地区为百分之十六；延安地区和榆林地区均为百分之二十三；平凉地区为百分之四十五点六；固原和定西都在百分之八十七以上。

　　这几个简单的对比，足以说明固原和定西至今仍然处在贫困之中。

　　1976年，固原地区天灾人祸交加，全地区每人从集体分得的口粮仅一百七十六斤；1977年是中等年景，人均口粮二百二十三斤；1978年是解放以来第二个丰收年，人均口粮也仅三百二十九斤；1979年年成同1977年相似，人均口粮二百三十七斤。这还是原粮，去掉皮皮壳壳，就更可怜。这表明，无论是丰年、平年、灾年，这里的农民绝大多数不能养活自己。每天能吃到的粮食多时八两，少至四两，不靠救济，怎么能活下去?就是加上救济，也只是能勉强维持生命而已。

　　如以基本核算单位计，丰收年的1978年，人均口粮在三百斤以下的队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七，三百零一斤至三百六十斤的队占百分之十九点九，两者合计，即有百分之六十八点六的队平均每人每天口粮不到一斤。如以平年偏下的1979年计，则人均口粮在三百斤以下和三百零一斤至三百六十斤的队，分别是百分之七十七和百分之十点三，即有百分之八十七点三的队人均每天口粮不到一斤。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至五分之四以上的农民，常年挣扎在饥饿线上。

　　再看看人均收入。1976至1979年，分别是二十六元、三十八元、四十八元八角、三十六元八角。即丰收年不过五十元，平年不过四十元，灾年不过三十元，平均每人每天收入只有七分至一角三分，顶好也只能买回一斤粮。

　　农民生活如此贫困，是因为这里的集体经济绝大部分事实上已经破产。说得明白一些，连小农经济也已破产了。这也有事实为据：

　　第一，当年出售农副产品的收入，远远不够生产费用的支出。丰收的1978年，出售产品收入为一千四百三十七万元，而生产费用达三千九百零七点三万元，前者只占后者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七。平年偏下的1979年，出售产品收入仅五百四十一万六千元，而生产费用仍开支了三千七百七十六万一千元，前者只占后者的百分之十四点三。即无论是灾年还是丰收年，都远远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百分之六十三点三至百分之八十五点七的生产费用要靠国家无偿补助和贷款来解决。

　　第二，人民公社三级固定资产不够抵偿债务。据1979年末统计，三级共有固定资产九千一百一十一万八千元，而三十年来国家给这个地区的各种无偿投资达二亿零六百二十五万九千元，欠贷二千四百五十五万二千元，欠信用社八百九十九万五千元，各种救济款七千二百零九万七千多元，总计三亿多元，比固定资产高出两倍多。有这么多的支持，尚且贫困不堪，如果没有这些支持，集体经济还能存在吗?

　　定西地区的状况也同固原一样，穷得令人难以置信。

　　通渭县，是第一号“困难户”。刚解放的1949年，全县粮食总产是一亿六千四百二十万斤，三十年来，有二十二年总产低于1949年。以人均产粮计，更是大倒退。1949年人均产粮七百二十三斤，1979年仅有三百二十七斤。生产水平如此低下，人民生活自然不如解放之前。据统计，1971年至1979年的九年中，人均收入超过四十元的仅四年，1979年仅二十四元；人均口粮连续十年在三百斤以下，1979年仅一百八十二斤。这还是全县平均数，相当一部分队人均口粮只有几十斤，收入仅几元。

　　再看看当年红二、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的会宁县，六万多农户中，百分之九十的户全部家产不足四十元，家家户户除有自己挖的一两口土窑、自己盘的一两张炕，加上两口锅，几样最简单的小农具之外，几乎一无所有。

　　再看看陇西县，因为缺少耕牛，去春竟有三千七百架人拉犁，拉犁的农民痛苦地说：“我们这些大活人还不如一头老叫驴，老叫驴一年有二三百斤粮，我们出的牛马力，只能吃一百多斤，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

　　在这里，要找富队跑断腿，要找穷队遍地是。在这里，贫困早已不是缺吃少穿的概念，而是吃穿二字常常匮乏到难以活命的地步。

七 、在贫困的死亡线上

 

　　贫困到了极限便接近着死亡。

 

　　我们专程调查了这片挣扎在贫困死亡线上的农村——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

　　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县都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因为缺粮断粮饿死和浮肿无救而丧命的，最少已接近百万。其中以通渭最惨，直到七十年代中期统计全县人口总数尚未恢复到1949年的水平。

　　造成历史惨剧的原因固然与长期以来毁林毁草生态环境恶化和连年干旱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工作中的严重失误造成的。

　　在这些地方，1958年大放“农业卫星”，吹牛皮，粮食产量严重浮夸，严重浮夸又带来超重量的征购，本已导致农村严重粮荒，却又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寅吃卯粮，进一步挖空了农民手中的口粮。这样，大批饿死人的事件便可怕地蔓延开来。后来，虽然上级党和政府发现了这些地方的问题，调集了大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支援灾区，使蔓延的灾情得到了控制，群众渡过了难关。但是，集体经济的家底和农民的家当多已荡然一空。这一次灾难留下的阴影很长时间难以消失，又加上此后二十年过“左”的农村政策不断困扰，直到这次我们来到黄土高原采访，这一片大地农村元气尚未完全恢复过来，农民群众多年来饥寒交迫的生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去冬今春又一次干旱袭来，农村再次发生了饥饿的恐慌。

　　我们在陇海铁路沿线采访，仍然可以看到大批衣裳褴褛、携儿带女、提筐拄棍的饥民外出逃荒讨饭的情景。有一次，在陇西火车站，数千逃荒农民争相扒车，途为之塞，致使铁路运输一度中断。政府虽急调粮食支援也难以控制农民外逃讨要。

　　在会宁，干旱尤为严重，连人畜饮水也难以为继。政府在急调救济粮的同时，还急急派大批水车向灾区运水，每日按人论斤分水，尚不足以解民之倒悬。其情况之严峻，若非亲临其境，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在会宁，我们不加选择随意访问了一些农户。

　　有一户农家，有门框而无门扇，以麦草拥门挡风。我们移麦草而入，见屋内仅有一破筐、一灶台、一土炕。土炕上一张炕席破得不像样子，席上坐着的女主人蓬头垢面、衣裳褴褛，身边四个小孩全都赤裸裸地簇拥着一床破棉被御寒，嗷嗷待哺。这床破棉被不知已用过多少年了，破得好像用几团污垢发黑的棉花球连起来似的。

　　问女主人：家里男人到哪里去了?女主人颇不好意思地回答说：“讨吃去了!”我们立即联想到铁路沿线成群结队的人群。而女主人连忙解释说：“春荒以来政府一直供应着救济粮，我家孩子多，粮不够，男人才外出讨点接济。”我们问：“怎么大门连个门扇也没有?”她说：“原本是有门的，因打救济粮还得交点现钱，没有现钱，就把门扇抬到集市上换了钱去打粮。”

　　随后我们便很快了解到：今春救济粮的发放果然还是及时的。政府规定，救济粮人均每日要达到八两，只是为减少农民对政府的过分依赖，发救济粮时，农民都得象征性交点钱。哪知，不少人家穷得竟然连象征性的钱也拿不出，只好揭瓦卸门变卖点家什换钱凑数。凑不够数的，先购回一部分粮到黑市上高价出售，倒腾成钱再把下余的粮打回来。如此拆东墙补西墙，救济粮自然接济不上，讨要便成了他们自救的手段，外流难以控制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又有一户农家。我们进门访问时，只见女主人正躺在土炕上呻吟打滚，面色憔悴，力不支身，三个孩子坐在地上啼哭不止。见我们进来，女主人忍痛挣扎坐起来向我们打了个招呼。经问话，果然丈夫也是外出了。她自己本来就有胃病，刚才吃了点糜糠又剧烈地疼痛起来。我们三人都好心劝她去看看病。不想，她苦笑了一下说：“连饭都不够吃的人家，还看什么病!若有面吃，不治都会好的。”一番话说得我们不知该如何安慰她才好，心中只觉得在贫穷压迫下当地农民生活的种种艰难。从而进一步懂得：一旦跌落到贫穷死亡线上，唯一的希望，便是有口饭吃。诸如医疗卫生治病，文化教育娱乐，这一切现代文明社会最起码的权利要求，都成了盼也不敢盼，想也想不得的奢望了。

 我们一连走访了十多户人家。十户有八户人家都有人在外讨要，以接济家人口粮之不足。而他们家底一贫如洗的凄怆情景，谁看了都会心酸难过。人们根本无法想象，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建国三十年了，怎么还会有人处于这等贫困的境地。我们粗略地估算过，他们每户的家当，大都值不了十元、二十元人民币。试想：一家农户的家当就算超过了五十元，一百元，又能怎么样呢!?

离开了会宁，过华家岭，我们来到了通渭县五星公社一户农家借宿了一夜。公社干部介绍说这户人家在当地算中等人家，夫妻精明过人，省吃俭用，靠救济粮还能过活，尚不致讨要。但我们看到他们全部家当也就一口锅，两只缸，几只碗。两个男孩衣裳虽然破旧，倒也干净，只不过两床棉被多年未经拆洗，黑得如同刮刀布一般。依我们估算，这个所谓中等农户的全部家当也不过五十元人民币!

　　是夜，两床棉被主客平均分配。主人一家四口合盖一床，我们三个记者合盖一床寄宿于他家厢房。时过半夜，我们正无法入睡时，忽听得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一个面容憔悴的年轻农民闯进门来便跪倒在地。我们急忙扶他起来，劝他有话慢慢说。他起身时，我们注意到他眼中噙满了泪水。

　　原来，因缺吃少穿，他的妻子被陕西关中一个农民用几个馍诱拐逃走了。他费尽心血总算找到妻子下落，谁知找上门去，却发现自己的妻子成了别人的老婆。他要带妻子回去，反被当地人打了一顿。找当地政府，他们不管，实在冤得慌，听说新华社记者来了，连夜赶来，想讨个公道。

　　这不是诱拐加重婚罪吗?怎么当地政府不管!我们不由得义愤填膺。立即表示一定代他向通渭县领导反映。第二天，我们刻不容缓地找到了通渭县委书记王永安，把这桩事情前前后后的情况反映给他。王书记认真而厚道，听完我们的话先深深叹了一口气，随即对我们说：“事倒是件很严重的事，可你们想不到的是，这几年通渭发生的这类事，已经有三千多起了，人又这么多，让我们政府怎么管得过来。”说着还诉起穷县缺乏办案人的苦处来。我们听得傻了眼。

　　类似的悲剧，周围各县都有一批。我们路过平凉的静宁县时，就碰到一整村的女人都丢下男人和孩子外逃另找对象的悲剧。那天，我们是上午10时许农田活忙的时候来到这个村庄的，村周四野不见劳动者的身影，进到村里静悄悄的。我们好生奇怪，便围着村子转东转西找人。转到村南一个场院，才发现了三十几个男人围着场院的土墙，或蹲或坐或靠，不知在慢腾腾地拉什么话儿。问他们在干什么?几个人同声回答：“晒太阳呗!”又问：“为什么没有下地干活?”回答说：“没啥活干!”这时，一个黑瘦精干的汉子前来自我介绍说他是队干部，然后对我们说：“想干也还是有活的，主要是没有心思干。”他长叹一口气说：“你们看，我们全村三十几号人，差不多都快到齐了，过去一大半人都成过家，后来因为穷，婆娘都让外地人给拐跑了！”“还剩下两个，一个瞎子，跑不了，一个是瘸子，跑不远，再剩下就是几个娃娃。”“这里太穷了留不住婆娘，我们这些人没人要，只靠国家救济，混一天算一天……”

　　无泪的苦诉，反映了农民对命运摆布的无所适从。这是我们一路采访最悲伤的一幕。

　　战争的残酷，会造成无数的寡妇村。

　　那么，贫穷饥饿的残酷是什么呢?是已逝去的饿鬼冤魂?未亡人心灵的创伤?除此而外，是不是还要加上在这里经常碰到的——活在尘世上的一双双夫妻生生离别的悲剧!?

　　他们已退到贫穷饥饿临界线上，再无路可退了。他们的祖祖辈辈，他们自己的孩子都一再证明，必须摆脱贫穷，争取到温饱。这是几代人的期望。现在，是时候了!因为，我们国家已制定出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目标，我们要建设成一个文明富强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容不得这一方土地还停留在贫穷饥饿的死亡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