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注释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总结经验，使用人才
·视察上海时的谈话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
·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
·振兴中华民族
·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
·香港基本法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
·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
·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
·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
·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中国不允许乱
·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中央要有权威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1页

　　〔2〕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重要发言。大会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并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第2、254页

　　〔3〕薄一波，一九○八年生，山西定襄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七、八、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一九八二年九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第6页

　　〔4〕章蕴，一九○五年生，湖南长沙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一九八二年九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九八二年上半年，她曾代表中纪委到上海、福建等地处理经济纠纷案件。――第7页

　　〔5〕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李先念致闭幕词；叶剑英、陈云作重要发言。大会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确定了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争取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9、28、70、98、143页

　　〔6〕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确定中国经济建设翻两番的总目标时，是用工农业总产值计算的。由于国际上通常使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生产总成果，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从一九八五年起，中共中央在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奋斗目标时，开始正式用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第9页

　　〔7〕“两个凡是”指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第9、81、264、298页

　　〔8〕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进行的一场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粉碎“四人帮”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推行并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邓小平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应该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工作。随后，他多次同党内同志谈话，说明“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同年九月十九日，他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华国锋等的压制，但由于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积极领导和支持，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这场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第10、39页

　　〔9〕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出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第10、27、81、115、124、134、157、202、223、264、266、269、288、305页

　　〔10〕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八四○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一八五六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六○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一八九八年英国又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九十九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期满。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三大任务而奋斗。邓小平提出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的构想。同时，随着一九九七年的日益临近，英国方面不断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八二年九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至一九八三年六月，双方主要就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会谈。第二阶段从一九八三年七月至一九八四年九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具体实质性问题进行了二十二轮会谈。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邓小平会见了撒切尔夫人。此前，中国总理同她举行了会谈。中国领导人正式通知英方，中国政府决定在一九九七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同时阐明中国收回香港后将采取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等。撒切尔夫人则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提出如果中国同意英国一九九七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中国提出的主权要求。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言论，邓小平在同她会见时作了重要谈话。通过这次谈话，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商谈。此后的半年里，由于英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立场不变，双方的磋商没有进展。一九八三年三月撒切尔夫人写信给中国总理，作出了她准备在某个阶段向英国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保证。四月中国总理复信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二日至十三日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轮会谈，由于英方仍然坚持一九九七年后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直至第四轮会谈毫无进展。一九八三年九月邓小平会见访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局面。十月英国首相来信提出，双方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第五、六轮会谈中，英方确认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并理解中国的计划是建立在一九九七年后整个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应该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的基础上。至此，中英会谈的主要障碍开始排除。

　　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七轮会谈起，谈判纳入了以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为基础进行讨论的轨道。根据中国政府的基本方针政策，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中央人民政府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派驻部队，负责其防务。特别行政区政府将由当地人组成，英籍和其他外籍人士可担任顾问或政府一些部门中最高至副司级的职务。虽然英方明确承诺过不再提出任何与中国主权原则相冲突的建议，但在讨论中仍不时提出许多与其承诺相违背的主张。例如，英方一再以“最大程度的自治”来修改中方主张的“高度自治”的内涵，反对香港特区直辖于中央政府；英方一再要求中方承诺不在香港驻军，企图限制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并要求在香港派驻性质不同于其他国家驻港总领事的“英国专员”代表机构，试图将未来香港特区变成一个英联邦成员或准成员；英方还提出持有香港身份证的海外官员可以担任“公务员系统中直至最高层官员”，并要中方承诺在一九九七年后原封不动地继承香港政府的结构以及过渡时期英方可能作出的改变，等等。英方上述主张的实质是要把未来香港变成英国能够影响的某种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直接抵触中国主权原则。中方理所当然地坚决反对，未予采纳。

　　从一九八四年四月第十二轮会谈后，双方转入讨论过渡时期香港的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的事项。

　　在香港设立联合机构问题是谈判中遇到的最困难问题之一。中方提出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有关政权交接的基本设想，建议在香港设立常设性中英联合小组，其任务是协调中英协议的执行、商谈有关实现政权顺利移交的具体措施。对此英方坚决反对，强调不要正式确定一九九七年前为“过渡时期”，不应建立任何常设机构，以免造成中英“共管”的印象。一九八四年四月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访华，邓小平会见他时说，在过渡时期内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一个机构怎么行？表示可以考虑这个小组设在香港而轮流在香港、北京、伦敦开会。豪表示同意双方在此基础上讨论。但在此后三个多月的会谈中，英方仍反对在香港设立联合小组，使谈判陷入僵局。七月英外交大臣再次访华，中方表示如英方同意设立联合小组并以香港为常驻地，该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以及一九九七年后是否继续存在一段时间都可以商量。最后双方商定，设立联合联络小组，小组于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进驻香港，二○○○年一月一日撤销。

　　中英通过谈判确定，中国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一点在协议中必须有明确的表述。英方不接受中方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提法，先后提出的草案都具有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的含意，中方坚决不能接受。最后双方同意用《联合声明》的形式，采用以下表述方式，即中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就解决了主权归属问题的表述。

　　此后，双方代表团举行了三轮会谈，讨论了国籍、民航、土地等几个政策性和技术性都比较复杂的具体问题，并对协议的文字措辞进行了反复磋商。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双方就全部问题达成协议，并于九月二十六日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至此，为时两年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第12页

　　〔11〕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为一千零七十六平方公里，其中香港岛面积七十九点七七平方公里，九龙面积十一点七平方公里，新界面积九百八十四点五三平方公里。据一九九二年底统计，香港总人口为五百九十万。香港地区在英国占领之前，隶属中国广东新安县（后改为宝安县，今深圳市）管辖。――第12页

　　〔12〕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一），安徽合肥人。晚清军政重臣。一八七○年起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曾代表清政府主持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第12页

　　〔13〕聂荣臻（一八九九――一九九二），四川江津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六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八年后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一九五九年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长期主管科学技术和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是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17页

　　〔1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这五项原则是谈判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来总理和印度尼赫鲁总理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许多国际性文件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已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第19、70、96、283、328、353、360、363页

　　〔15〕由于发展中国家多数位于发达国家的南方，因此人们习惯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称为南南合作。――第20、56、96页

　　〔16〕由于发展中国家多数在发达国家的南方，因此国际上习惯把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称为南北关系，或称南北问题。――第20、56、96、105、233、281、328页

　　〔17〕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逐步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解放战争初期称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九四八年五月改称中原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二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部队组织番号的指示，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一九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野战军和兵团番号，第二野战军所属部队归西南军区建制。――第25、336页

　　〔18〕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在华中的新四军大部和在山东的八路军一部逐步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解放战争初期，进到山东的新四军主力一部和留在山东的八路军主力一部组成山东野战军，留在华中的新四军部队组成华中野战军。一九四七年一月，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二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部队组织番号的指示，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一九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野战军和兵团番号，第三野战军所属部队归华东军区建制。――第25、341页

　　〔19〕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的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是：“（一）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二）海峡两岸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我们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第31、102页

　　〔20〕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邓颖超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任务。她指出，我们尊重历史，尊重现实。我们充分考虑台湾各族人民的愿望和台湾当局的处境。我们不仅考虑到现在，也考虑到将来。祖国统一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将持久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祖国统一之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互为补充，互相支援。只有在现实基础上的真正统一，才能带来国家富强，民族兴旺。赞成祖国统一就是爱国。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总会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我们深切希望台湾各族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同祖国大陆各族人民一道，继续为祖国和平统一献计献策，共商国是。――第31页

　　〔21〕指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蒋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浙江奉化人。前中国国民党主席、总裁，国民党政府总统。蒋经国（一九一○――一九八八），蒋介石的长子，一九七五年蒋介石去世后继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一九七八年当选台湾国民党政府总统。――第31、60、86页

　　〔22〕彭真，一九○二年生，山西曲沃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七、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等职。一九八○年兼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一九八三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第33页

　　〔23〕指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一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分析了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严重不纯的状况，阐明了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指出整党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从一九八三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并对整党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方法作了具体规定。――第36页

　　〔24〕“三种人”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第37页

　　〔25〕《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一九八○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准则共十二条：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四、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五、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七、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八、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九、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十一、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十二、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第39页

　　〔26〕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科学的总结，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决议形成以前和以后，理论界围绕上述问题作了一些讨论、研究和宣传工作。――第39、174、272页

　　〔27〕“双百方针”即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从此，它成为促进我国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项基本方针。――第45、145页

　　〔28〕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13―514页）。――第47页

　　〔29〕一九七九年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一九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四个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当年八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些经济特区相继兴建。一九八四年邓小平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建设上以吸收利用外资为主，经济所有制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元化结构；经济活动在国家宏观经济指导调控下，以市场调节为主；对外商投资予以优惠和方便；特区拥有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一九八五年以前，四个经济特区主要进行以创建投资环境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从一九八六年起，致力于发展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农牧渔和旅游业并举的外向型经济。一九八八年四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我国现有的五个经济特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作用。――第51、133、239、366、370页

　　〔30〕自由港又称“自由口岸”，是设在一国国境之内、海关管理关卡以外的允许外国货物、资金自由进出的港口区。进出港区的货物免征关税，准许在港区内进行改装、加工、长期储存或销售等业务活动。只有当货物转移到自由港所在国的课税地区时，才需缴纳关税。自由工业区、自由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都具有类似自由港的功能。――第52页

　　〔31〕百色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右江地区百色领导的武装起义。一九二九年七月，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广西工作。十二月十一日，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在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中共前委书记、军政治委员。十二日右江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一九三○年二月一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龙州起义，成立红军第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至此，初步形成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年十月，红七军和红八军一部整编为红七军，经转战桂湘粤赣边境，于一九三一年七月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序列。――第54页

　　〔32〕鸦片战争是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资本殖民主义的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从十八世纪末期起，英国把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一八三八年底清政府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州查禁鸦片烟。一八三九年六月林则徐下令当众销毁从英、美等国不法商人手中缴获的鸦片二百三十多万斤。一八四○年，英国借口保护通商，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在战争中动摇妥协，只有部分军队同人民群众一道奋起抵抗侵略者。英军除先后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骚扰并入侵外，又攻占吴淞，闯进长江，直逼南京，迫使清政府在一八四二年八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第60、62、90、205、219、227、292页

　　〔33〕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关于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的建议。这十四个沿海城市是：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第65、84、239页

　　〔34〕指中英两国政府在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就香港问题达成的协议。该协议于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草签，十二月十九日由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协议包括一个主体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三个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关于土地契约》。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中英联合声明的批准书，联合声明从此生效。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阐述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主要有：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保持财政独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香港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中国政府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五十年内不变。协议还就香港政权顺利交接的有关事项作了具体规定。――第72、101页

　　〔35〕指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决定指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决定，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第78、81、83、95、108、131、142页

　　〔36〕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期间，为实现“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紧迫任务，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各方面工作的严重混乱状态，对交通、工业、农业、军队以及科技、文教等方面的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整顿措施。通过整顿，铁路运输堵塞不畅的状况迅速改观；工业生产停滞下降的局面开始扭转；农村形势明显好转；军队建设得到加强；“文化大革命”中受害最严重的文教、科技领域的工作也有了起色。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于同年底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致使整顿中断，各方面工作再度陷入混乱。――第81页

　　〔37〕撒切尔夫人即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一九二五年生，英国保守党人。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年任英国首相。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四年曾两次以首相身份访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访华时同中国政府总理正式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第84页

　　〔38〕卡特，一九二四年生，美国民主党人。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一年任美国总统。――第86、170页

　　〔39〕《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总统卡特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签署生效的一项立法。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一月二十六日卡特总统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议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予以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声称：“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并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这个法案继续将台湾当作“国家”对待，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第86、170页

　　〔40〕明成祖即朱棣（一三六○――一四二四），明朝第三代皇帝。一四○二年至一四二四年在位。年号“永乐”。――第90页

　　〔41〕郑和（一三七一――一四三三），云南昆阳（今晋宁）人。回族。明初入宫，后任内官监太监。一四○五年至一四三三年间，先后七次率领庞大船队出使亚非各国，遍访东南亚、印度洋及红海沿岸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及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史称郑和下西洋（明代称今文莱以西海域为西洋）。郑和的远航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第90页

　　〔42〕康指清朝第二代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年号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二），乾指第四代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的年号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清朝初年，因郑成功等在东南沿海领导反清武装斗争，清政府厉行海禁，严禁人民出海，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才允许商民造船出海，并于一六八五年指定澳门（后改广州）、漳州、宁波等地为对外通商口岸，允许外商来华贸易。后因西方殖民者在中国境内进行非法活动，而日趋保守的清政府仅从消极方面采取防范措施，于一七五七年关闭广州以外各沿海口岸，并制定了许多限制外商来华贸易的禁例，继续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第90页

　　〔43〕这里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第91、371页

　　〔44〕陈云，一九○五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六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一九五六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七八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一九八七年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随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第92、153、296、309、319页

　　〔45〕杜勒斯（一八八八――一九五九），美国共和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次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国际会议。一九五○年任杜鲁门政府顾问。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一九五○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一九五四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第97、169页

　　〔46〕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他指出：“我们军队要搞得生动活泼些。只着眼于军队本身建设的需要是不够的，还要着眼于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一九八三年六月，邓小平又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展览》题词：“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第100页

　　〔47〕余秋里，一九一四年生，江西吉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第100页

　　〔48〕这里指一九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四个城市设置的经济特区和一九八四年五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外开放的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及海南行政区。一九八五年后，陆续又有一些沿海城市被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第103页

　　〔49〕大平正芳（一九一○――一九八○），日本自由民主党人。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年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率日本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同邓小平进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初步构想。――第105页

　　〔50〕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在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中提出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在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中，中央总结了有些地方开展的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的活动经验，从一九八三年起，把“五讲四美”和“三热爱”统一起来，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第110页

　　〔51〕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115、136、227页

　　〔52〕农业合作化是土地改革后，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形式，逐步把农业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的过程。建国初期，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农村中，即出现了实行劳动协作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提出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使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广大农村得到普遍发展。一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十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随即出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浪潮。一九五六年底，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第115页

　　〔53〕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等形式，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在企业中占有相当股权，公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企业利润资方所得大体占四分之一，其他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这样就使企业具有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确定把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一九五五年底至一九五六年初，全国范围内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形成迅猛发展的浪潮。到一九五六年底，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115页

　　〔54〕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提出总路线的同时，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先是在农业生产上片面追求高指标，报刊不断宣传“高产卫星”。在这种虚报浮夸的气氛中，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一九五八年钢的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会后立即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与此同时，其他工业、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这种“以钢为纲”所带起的一系列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第115、136、173、227、234、237、253、377页

　　〔55〕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后，农村中出现把小型农业合作社并为大社的热潮，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并于八月被定名为人民公社。同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未经试验就迅速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人民公社以“一大二公”为特点，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一般为一乡一社，个别的一县一社。公社内部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贫富拉平，平均分配，无代价上调下属生产队以至社员的个人财产，导致“共产风”严重泛滥。一九五八年冬以后，特别是一九六一年春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经为人民公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界限，陆续纠正了一些错误，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所存在的过分集中与平均主义的问题，农民积极性和农村生产力仍然受到束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公社原有的体制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逐步改变。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设立乡政府的规定，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至一九八四年底全国基本完成这项工作。至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已不复存在。――第115、136、234、253、374页

　　〔56〕指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第122页

　　〔57〕杨尚昆，一九○七年生，四川潼南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等职。一九八二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一九八八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126、316页

　　〔58〕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从战备需要出发，根据战略位置的不同，将我国各地区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指处在战略前方的一些省区，三线指全国的战略大后方，二线指处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省区。――第127页

　　〔59〕“山、散、洞”，是“靠山、分散、进洞”的简称。六十年代中期，为防备侵略战争，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国防尖端项目要搬到三线地区，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进行建设，有的还要进山洞。――第127页

　　〔60〕“三资”企业指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方独资企业。――第138、367、373页

　　〔61〕《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出版的。该书收入了邓小平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之间的重要讲话和谈话。一九八七年三月又编辑出版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增补了邓小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七年一月的重要讲话和谈话。――第139页

　　〔62〕新经济政策，是苏联在一九二一年由国内战争转变到和平经济建设时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缴税后的剩余粮食，可以自由出卖；发展商业，在一定限度内允许自由贸易和私商存在；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并以租让、租赁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把某些国营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或私人经营。――第139页

　　〔63〕指杨小民故意杀人一案。杨小民是前中共青海省委办公厅某副主任之子。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蓄意将待业青年王强杀害。后因杨小民案重罪轻判，久拖不改，死者亲属不服，多次上诉，均无效果。一九八五年七月，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下，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依法判处杨小民死刑。――第152页

　　〔64〕刘青山，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他们任职期间，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治河款，克扣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民工供应粮，并骗取银行贷款，将这些款项以机关生产名义违法经营，获取暴利，从中大量贪污，进行贿赂，任意挥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报请中央批准，依法律手续将刘青山、张子善逮捕。十二月刘、张被开除出党。一九五二年二月被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死刑。――第153页

　　〔65〕指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和九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会上号召中央党政军机关的全体党员、干部在端正党风中做全国的表率。――第154页

　　〔66〕指以荣毅仁及其伯父荣宗敬、父亲荣德生为代表的荣氏家族。荣毅仁，一九一六年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他的父辈创业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无锡、上海等地从经营钱庄等商业活动开始，继而投资兴办面粉厂、纺织厂、机械厂等工业企业，先后建立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申新纺织公司，成为旧中国民族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五六年，荣家在大陆的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第161页

　　〔67〕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就苏联的亚洲政策和中苏关系发表讲话。关于中苏关系，他的讲话要点是：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苏联愿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一九八九年底以前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回六个团；理解和尊重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第167页

　　〔68〕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大量驻军并在中苏边境地区驻扎重兵，七十年代末，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后又出兵侵略阿富汗。这些行动给中国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是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重大障碍。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八年中苏两国政府特使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磋商时，中方提出，为了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苏方必须消除上述三大障碍，即从蒙古和中苏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并从柬撤军。――第167页

　　〔69〕麦克阿瑟（一八八○――一九六四），美国职业军人。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一年任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其间，于一九五○年六月任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一九五一年四月被撤职。――第169页

　　〔70〕这里指由中国自行设计、研制和建造的中国第一台高能粒子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这一高技术科研工程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七日正式开工，到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基本建成，次年十月十六日首次对撞成功。――第184页

　　〔71〕即刘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四川开县人。早年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和护国、护法战争。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同年底去苏联学习。一九三○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与朱德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创建了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一九四七年六月，和邓小平一起率部挺进大别山地区，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全国性战略反攻的序幕。后又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他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185、336页

　　〔72〕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领导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张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第186页

　　〔73〕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下旬，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的背景下，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出于各种情绪和缘由上街游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从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煽动，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犯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后经各地有关方面和学校当局的教育和疏导，事件逐渐平息。――第194、198、201、203、204、216页

　　〔74〕方励之，一九五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八四年九月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任职期间，因在各种场合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学生闹事，一九八七年一月被开除党籍，撤销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犯有反革命煽动宣传罪，被开除公职。――第194、326页

　　〔75〕王若望，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自一九七九年起，他在各种场合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七年一月被开除党籍。――第195页

　　〔76〕周谷城，一八九八年生，湖南益阳人。当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费孝通，一九一○年生，江苏吴江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一九一二年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第196页

　　〔77〕刘宾雁，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社记者。他在各种场合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七年一月被开除党籍。――第196页

　　〔78〕六中全会指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讨论这个决议草案时，邓小平作了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讲话，见本书《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第196、379页

　　〔79〕这个讲话即本书《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收入一九八七年三月出版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96页

　　〔80〕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第197、234、253页

　　〔81〕指《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发表的社论《珍惜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九日发表的两篇评论员文章《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讲民主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第197页

　　〔82〕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二十二日，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分别在天津部分高等院校团委书记、学生会干部座谈会及天津市各部门、各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会议上讲话，回答了学生提出的问题和要求，表明了党和政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赞成学生闹事的立场。――第197页

　　〔83〕指一九八五年“九一八”前后，由抗议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而引起的北京、西安等地极少数大学生未经申报批准上街游行示威的事件。――第198页

　　〔84〕指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一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主持开幕式，赵紫阳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大会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大会选举出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203、211、235、244、256、258、260、262、296、305、324、345页

　　〔85〕见孙中山《致蒋中正函》（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5页）。――第205页

　　〔86〕指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的谈话。见本书《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文。――第212页

　　〔87〕宇都宫德马，一九○六年生。当时任日本国会参议员、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会长。――第230页

　　〔88〕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今安庆）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第234、298、309页

　　〔89〕王明（一九○四――一九七四），即陈绍禹，安徽金寨人。一九三一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地位。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第234、253、309页

　　〔90〕铁托（一八九二――一九八○），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一九七七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八日曾访问中国。――第236页

　　〔91〕一九八○年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将这一原则概括为“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第237页

　　〔92〕万里，一九一六年生，山东东平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七五年任铁道部长。一九七七年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八○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八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38页

　　〔93〕一九八八年四月，经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海南建省，海南岛为经济特区。邓小平十分关注海南岛的开发和建设，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在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汇报材料上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第239页

　　〔94〕邓小平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日，他在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时题词：“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第247页

　　〔95〕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报给邓小平的《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中提出，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初级阶段”这个提法，在党的文件中已三次出现，但都没有发挥，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准备循着这个思路加以展开，说明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由此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由此而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由此而来的在理论和思想指导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邓小平三月二十五日对这个设想作了批示：“这个设计好。”――第252页

　　〔96〕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从组织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第253、298、309页

　　〔97〕四五运动，又称天安门事件，是一九七六年四月发生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全面整顿，使国内形势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爆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群众运动，受到“四人帮”极力压制。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四月五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采取了抗议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且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255页

　　〔98〕“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称为“老九”。――第275页

　　〔99〕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第278页

　　〔100〕指《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邓小平对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四月六日，他针对选择高技术发展项目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的不同意见，作出批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十月六日，他又在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报告上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或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八六三”计划。计划中选择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一些领域作为突破重点，在几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水平。一九八七年三月，这个计划开始组织实施。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又为全国八六三计划工作会议作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题词。――第279页

　　〔101〕李政道，一九二六年生，美籍华人理论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一九五七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一九七二年后多次到中国访问、讲学。――第280页

　　〔102〕指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它们自六十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增长，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第281、375页

　　〔103〕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制造傀儡政权。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满洲国”，扶溥仪为“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一九四五年八月，“满洲国”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第293页

　　〔104〕十九世纪后半期，沙皇俄国强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一八五八年，通过中俄《瑷珲条约》，迫使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一八六○年，通过中俄《北京条约》，进一步把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完全划归俄国。这一条约还确定了中俄西段边界的基本走向，为沙俄掠夺中国的西部领土制造了条约根据。一八六四年，沙俄依据中俄《北京条约》的有关规定，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四年，沙俄又通过《中俄改订条约》（亦称《伊犁条约》）及其续签的五个子约，再次侵占了中国西部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这样，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总计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第293页

　　〔105〕指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秘密签订的《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简称《雅尔塔协定》。主要内容是，苏联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作为交换条件，美、英方面承诺维持外蒙古现状；恢复一九○五年日俄战争后俄国丧失的领土及其在中国东北的各项权益；将千岛群岛归于苏联。苏联则表示准备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友好同盟协定。――第293页

　　〔106〕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随即出兵，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干涉，同时派军队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军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战争结束。――第294、329、345页

　　〔107〕这里指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实现国家统一的民族解放战争。一九五四年越南抗法战争胜利后，越南北方获得解放。美国取代法国控制越南南方，阻挠越南南北方统一。一九五九年后，越南南方人民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反抗美国扶植的独裁政权和美国的干涉。一九六四年八月，美国轰炸越南北方，并于翌年三月出兵南越。在越南人民的坚决抗击下，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国被迫在《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上签字，美军撤出南越。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越南南方全部解放，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结束。――第294页

　　〔108〕李先念（一九○九――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七届至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副主席。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第296、341页

　　〔109〕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在悼念活动期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诬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由于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对动乱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发展。从五月十三日起，北京非法学生组织“高自联”煽动一些人进行绝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为保证社会安定，恢复正常秩序，国务院决定自五月二十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是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戒严部队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组织各种非法活动，最终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六月四日，党和政府依靠人民，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第296、311、316、344、348、357、368、371页

　　〔110〕华国锋，一九二一年生，山西交城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六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十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他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一九八○年九月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鉴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一致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第298页

　　〔111〕这里说的毛派，是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左”倾领导者加给邓小平等人的。毛指毛泽东，当时被“左”倾领导者排斥于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之外。一九三三年春，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地方领导工作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从实际出发，赞成毛泽东在多次反“围剿”战争中形成的积极防御路线，以及在中央苏区制定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等正确主张，抵制“左”倾错误作法，而被指责为“与毛泽东有关系的派别活动”，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遭到残酷斗争和打击。邓小平先后被撤销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并受到党内处分。这次错误的斗争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第301页

　　〔112〕这里指一九八○年元旦邓小平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新年茶话会上指出的，在八十年代里需要做好的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第305页

　　〔113〕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分子的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一九三四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二月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就义。――第309页

　　〔114〕向忠发（一八八○――一九三一），湖北汉川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七月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二八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被捕叛变，二十四日被国民党枪杀。――第309页

　　〔115〕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八年冬至一九三○年秋，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第309页

　　〔116〕任弼时（一九○四――一九五○），湖南湘阴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红军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四○年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病逝于北京。――第309页

　　〔117〕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第309页

　　〔118〕即本书《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一文。――第310页

　　〔119〕这里指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意邓小平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也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但仍留任党和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第315页

　　〔120〕指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会分析了五、六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反革命暴乱，其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会认为，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调整：撤销赵紫阳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中共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316、322页

　　〔121〕指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六日至九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指出，邓小平是中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全会通过了《关于调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由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第316页

　　〔122〕这里指《聂荣臻回忆录》一书，一九八三年由战士出版社出版上册，一九八四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中、下册。――第317页

　　〔123〕这里指李维汉撰写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一九八六年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第317页

　　〔124〕“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第318页

　　〔125〕巴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指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至十六日由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七国首脑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会议。会议在七月十五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谴责”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是所谓“中国违反人权的暴力镇压”。宣称要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及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七月十七日就此发表谈话，指出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横加指责，施加压力，对此，中国政府不能不表示极大的遗憾”。《人民日报》于七月十七日以《中国的内政不容干涉》为题发表社论，指出“这种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国政府和人民理所当然不能接受。”――第329、345、348、358页

　　〔126〕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长期统治山西的地方军阀。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第336页

　　〔127〕上党战役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在山西省东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古属上党郡）反击国民党军进犯的战役。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国民党军阎锡山部集中十三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先后自临汾、浮山、翼城和太原、榆次出发，侵入晋东南解放区的襄垣、屯留、长治、潞城等地。九月十日起，解放区军民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展开自卫反击，进行了上党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十一个师及一个挺进纵队共三万五千余人，俘军长史泽波和师长多名。――第336页

　　〔128〕马法五，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第336页

　　〔129〕高树勋（一八九八――一九七二），河北盐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起义后，该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任总司令。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河北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第336页

　　〔130〕平汉战役也称邯郸战役。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自新乡一带沿平汉路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十月下旬，其先头部队三个军到达磁县、邯郸以南地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奋起自卫，经一周激战，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该军及河北民军约万人起义，其余两个军在溃退中被军区部队围歼。全役共毙伤国民党军三千余人，俘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一万七千余人。――第336页

　　〔131〕李达（一九○五――一九九三），陕西眉县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第337页

　　〔132〕陈锡联，一九一五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太行纵队（后改称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第337页

　　〔133〕陈再道（一九○九――一九九三），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冀南纵队（后改称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第337页

　　〔134〕陈赓（一九○三――一九六一），湖南湘乡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后改称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第337页

　　〔135〕宋任穷，一九○九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所辖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后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第337页

　　〔136〕苏振华（一九一二――一九七九），湖南平江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第337页

　　〔137〕汤恩伯（一九○○――一九五四），浙江武义人。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曾统辖高树勋任总司令的第三十九集团军。――第337页

　　〔138〕王定南（一九一○――一九九○），河南内乡人。曾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九四五年五月到高树勋部，任冀察战区总部参议。――第338页

　　〔139〕杨得志，一九一一年生，湖南醴陵南阳桥（今属株洲市）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第338页

　　〔140〕彭涛（一九一三――一九六一），江西波阳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338页

　　〔141〕谢富治（一九○九――一九七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338页

　　〔142〕王宏坤（一九○九――一九九三），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桐柏军区司令员。――第341页

　　〔143〕张才千，一九一一年生，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江汉军区司令员。――第341页

　　〔144〕秦基伟，一九一四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第341页

　　〔145〕淮海战役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共六十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这次战役击毙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官黄百韬、邱清泉，俘虏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兵团司令官黄维、兵团副司令官吴绍周，共歼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以及上海、武汉等地，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第341页

　　〔146〕王近山（一九一五――一九七八），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342页

　　〔147〕杜义德，一九一二年生，湖北黄陂人。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第342页

　　〔148〕杨勇（一九一三――一九八三），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第342页

　　〔149〕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浙江孝丰（今属安吉县）人。当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代理长官职务，主持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军政事宜。――第342页

　　〔150〕宋希濂（一九○七――一九九三），湖南湘乡人。当时任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不久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一九五九年特赦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等职。――第342页

　　〔151〕尼克松，一九一三年生，美国前总统，共和党人。在其总统任内，曾于一九七一年七月派遣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改变了中美两国长期隔绝的局面。一九七二年二月首次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同中国方面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使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一九八九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曾访问中国。――第348页

　　〔152〕基辛格，一九二三年生，曾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积极协助尼克松总统恢复中美两国的正常关系，一九七一年七月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曾访问中国。――第348页

　　〔153〕八国联军是一九○○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而发动侵华战争所组成的联军。侵略军先后攻陷天津、北京、山海关等地。同时，沙俄又单独出兵侵占中国东北。清政府屈膝乞和，全盘接受帝国主义的条件，于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在条件极为苛刻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签字。――第358页

　　〔154〕“风庆轮事件”是“四人帮”借风庆号货轮挑起事端，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发难的事件。一九七四年九月底，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后返抵上海。“四人帮”借风庆轮远航成功一事歪曲事实，大造舆论，污蔑国务院、交通部不支持国内造船，热衷于买船，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矛头直指周恩来。随后，他们根据诬告材料捏造罪名，将交通部派到风庆轮工作的干部拒绝参与这种“批判”的正当行为定性为“反动政治事件”。同年十月，江青等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风庆轮问题”，遭到邓小平的抵制和批驳。――第367页

　　〔155〕十三届八中全会即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全会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各项基本政策及农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强调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坚定不移地深化农村改革。全会还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第371页

　　〔156〕钱学森，一九一一年生。浙江杭州人。一九三五年赴美留学。一九五五年回国。一九五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职，是中共第九届至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他直接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运载火箭、导弹、卫星的研制攻关和试验工作，为发展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第378页

　　〔157〕李四光（一八八九――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早年留学日本、英国。曾任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四八年赴欧洲。一九四九年回国。一九五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职，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毕生从事古生物学、冰川学、地震学和地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是地质力学的创始人，为发展中国的石油勘探做出了卓越贡献。――第378页

　　〔158〕钱三强（一九一三――一九九二），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绍兴。一九三七年赴法国留学。一九四八年回国。一九五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等职。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和组织“两弹”研制做出了卓越贡献。――第378页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
邓小平

　　 （一）
　　 一九八四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29〕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109〕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155〕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43〕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二）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60〕，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55〕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三）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102〕。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我们真正干起来是一九八○年。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一九八三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一九八四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九八九年开始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54〕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是个外行，但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156〕、李四光〔157〕、钱三强〔158〕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更幸福，因此对他们的要求会更多。我说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老科学家、中年科学家很重要，青年科学家也很重要。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四）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78〕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五）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六十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这些人过十年还可以，再过二十年，就八十多岁了，像我今天这样聊聊天还可以，做工作精力就不够了。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来。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碍人的事。对于办得不妥当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帮，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ＡＢＣ》。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六）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总结经验，使用人才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
邓小平

　　现在中国局势稳定，一个是由于处理一九八九年那场动乱〔109〕时坚持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动摇；再一个是由于坚持改革开放。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不拿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也是不行的。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方面道理也要讲够。
　　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没有改革开放十年经济发展的那个飞跃，取得顺利调整是不可能的。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现在工业发展还是两位数嘛，农业情况也不坏嘛。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以后还用不用这个字？还得用。什么时候用，如何用，这要具体分析。但不能只是一个稳字。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这方面也有国际经验嘛。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十年就跳出来了。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发现和使用人才的问题。的确是人才难得啊。你们从下面上来，左邻右舍，上上下下，接触广泛，了解的人多。你们觉得是人才的，即使有某些弱点缺点，也要放手用。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一九七五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我们现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发现，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对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不会完全一致。有缺点可以跟他谈清楚，要放手地用人。总的看，我们对使用人才的问题重视不够。我建议中央总结一下用人的问题，尊重人才，广开进贤之路。
　　一个总结经验，一个使用人才，这两点是我的正式建议。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视察上海时的谈话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十八日）
邓小平

　　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29〕，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当然，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154〕，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一九二○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我们开放了，十万、二十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这个行业。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60〕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我们抓国防工业的军民结合，抓得比较早，这一条抓对了。有的国家就不行，所以搞得很困难。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进行视察的过程中，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邓小平

　　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4〕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对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我满意。对这次统一思想，制定出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我完全赞成。看来我们农业的潜力大得很，要一直抓下去。钢要有一亿到一亿二千万吨才够用，这是个发展战略问题。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稳扎稳打。在翻两番的基础上，再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而且市场没有受多大影响，货币也没有受多大影响？原因就是有这十一二年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
　　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道理是必要的。
　　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国际上不可能小视我们，来中国投资的人会越来越多。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后年党代会要选一些年轻一点的精力充沛的人进政治局，进常委会更好。这一年多的成绩不可低估，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

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
（一九九○年九月十五日）
邓小平

　　台湾方面最近开始有些松动。但是现在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现在联合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能把台湾当局称为中国政府呢？这不行。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有什么损失呢？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
　　大陆是中国的主体，有十一亿人口。其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二，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八。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
　　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谈话的一部分。

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
（一九九○年七月十一日）
邓小平

　　去年以来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我认为，第一，他们没有资格制裁中国；第二，实践证明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受了一些影响，但影响不大。事实上，制裁正在逐渐消失。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所以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
　　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所以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4〕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东欧事件发生后，我跟美国人说，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现在东欧的问题尚未解决，再捅别的乱子干不得！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什么人权、民权问题，都管不住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中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为了提醒各国决定对华政策时要谨慎。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的谈话。

振兴中华民族
（一九九○年四月七日）
邓小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来，已经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去年发生动乱〔109〕，当时我们控制了局势，这是完全必要的。我曾经请人转告布什总统，中国如果不稳定就是个国际问题，后果难以想象。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
　　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
　　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125〕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年八国联军〔153〕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现在世界上有人在讲“亚洲太平洋世纪”。亚洲有三十亿人口，中国大陆就占十一亿多。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当然没有印度的发展也形不成。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台湾跟大陆争正统，不自量力。大家都应该想开点。我们已经想开了，提出“一国两制”。我们相信，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联合国的席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们大陆虽然人均收入水平低，但并不是样样都落后。比如钢铁，年产量已经达到六千万吨，还有太空领域和其他领域高科技的发展，中国发射卫星的成功率很高。中国人是很聪明的，虽然科学家研究条件差，生活待遇不高，但他们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人分散开来力量不大，集合起来力量就大了。
　　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谈话的一部分。

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
（一九九○年三月三日）
邓小平

　　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
　　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具体的做法，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4〕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这十年时间能够实现第二个翻番，就是我们最了不起的胜利。
　　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
　　什么叫适度？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要按一九八○年的固定价格，没有水分的，还要把人口增长的因素计算在内。这样算，究竟每年增长速度要达到多少？我们现在的算法究竟准不准确，可不可靠？年增百分之六的速度是不是真正能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个要老老实实地计算，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帐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帐最真实。
　　我的意思是，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
　　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
　　总之，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香港基本法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一九九○年二月十七日）
邓小平

　　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对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贺！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委员时的即席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于一九九○年四月四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实施。

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
邓小平

　　你这次访问是非常重要的行动。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尽快解决六月以来中美之间发生的这些问题，使中美关系得到新的发展，取得新的前进，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份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也太不合情理了。
　　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响世界。这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美国之福。
　　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一九七二年到现在的十七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我多次讲过，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
　　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谈话的节录

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
邓小平

　　在国际垄断资本对我国实行制裁时，你们带了这么大一个代表团来我国访问，这是真正友情的表现。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患难见真情。虽然我们并不算处于患难之中，但你们此时来我国访问的真情是可贵的。现在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人比要制裁我们的人多得多，我们没有孤立感。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换了代，现在事情归新一代领导人管了。他们主持全局已经五个多月了，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并没有因为我退下来而有任何变化。我们一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为什么这些方针政策不能变呢？因为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
　　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虽然有一些失误，但今年发生的事件〔109〕的原因也来自国际上的大气候。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进行煽动，给中国国内所谓的民主派、所谓的反对派，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以很多的鼓励和方便，因此才形成了当时那样混乱的局面。他们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看清了这一点，就有助于认清问题的本质，总结经验教训。
　　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125〕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这次动乱还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前不久尼克松〔151〕、基辛格〔152〕来中国访问时，我对他们说，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其实这个话早在这次事件发生前我就对美国人说过。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这次我们采用戒严的方式解决了动乱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
　　我们总结的另一个经验教训就是要把过去某些方面的失误认真地尽快地纠正过来。思想教育工作要加强。艰苦奋斗还是需要的，前一时期讲得少了，做得更少，自力更生为主也讲得少了。经济工作要整顿，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效。
　　我虽然退休了，但还是关注着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两国毕竟是近邻，我对中日友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即使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也有很多日本人在反对侵略。讲历史要全面，既要讲日本侵华的历史，也要讲日本人民、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历史，这些人多得很呐！你们这么大的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肯定有人会不高兴的，但是你们的勇敢行动证明，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是希望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主要成员时谈话的要点。

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邓小平

　　非洲的解放和发展不是几年能够解决的。老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强权主义，真不少啊！现在贫穷弱小的国家，环境比过去更困难一些，需要更多的艰苦奋斗。
　　美苏双方会谈，裁军的势头不错，我们表示欢迎。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今年的动乱〔109〕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所以，必须坚决地制止动乱。以后遇到动乱时，还要坚决制止，以保持稳定。西方国家说我们侵犯了人权，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权。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中国人伤亡了多少？美国支持南朝鲜进行战争〔106〕，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了多少？还不说一个多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包括美国在内）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的损失有多大！所以，他们谈人权是没有资格的。
　　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125〕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国平息暴乱后，七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我们从来就不听那一套，你们也是不听那一套的。过去我们很弱的时候就没有听，在井冈山打旗帜才几千人，一打就是二十二年，最后还是战胜了帝国主义和他们支持的力量，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困难很多，内战刚结束，国内问题成堆，又打了一场抗美援朝的战争，实际上是中国和美国打了一仗。美国是个庞然大物，力量对比起来，中国很弱，特别是装备差得多。但是，正义取得了胜利，美国只得坐下来同我们在板门店谈判。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十三大〔84〕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我们这个党就是在威胁中诞生的，在威胁中奋斗出来的，奋斗了二十八年才真正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总比过去好得多。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的谈话。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邓小平

　　这些老人啊！好多年没有机会在一块见面了，今天随便聊聊天吧。
　　回想战争年代，我们二野〔17〕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
　　整个解放战争，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开始在晋冀鲁豫，用刘伯承〔71〕同志的话说，这里是华北解放区的大门，敌人要进攻首先就从这个口子来。果然，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一路是阎锡山〔126〕，我们就手打了个上党战役〔127〕。接着对马法五〔128〕、高树勋〔129〕一路，又打了个平汉战役〔130〕。还要说远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我们就处在一个大门的地位。那时不叫二野，是二野的前身。国民党同我们搞摩擦，几个大解放区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抗战胜利后，他们进攻解放区首先攻的就是这个大门，而我们守这个大门的力量并不强。阎锡山进攻上党区有三万八千多人，我们比他们还少一点，也就是三万出头，从编制上讲，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那时只有李达〔131〕在前线，好多将军都不在，在延安开会。我们是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回太行的，同机飞回的有伯承和我，还有陈锡联〔132〕、陈再道〔133〕、陈赓〔134〕等。那时宋任穷〔135〕留在冀南。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才到，一下飞机就上前线。在那样的情况下，把阎锡山的进攻部队完全消灭可不容易啊，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随后就是平汉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个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带的三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几个部队打过来。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拚了一次，一拚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136〕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个一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队伍才赶上。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在受汤恩伯〔137〕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138〕，当时是我们的联络，我见过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起义的第二天，伯承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这样，马法五就惊慌了，命令他的两个军南撤。结果，我们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了，又打了一个胜仗。
　　所以说，抗日战争时，全国各个解放区都有摩擦战，但集中在晋冀鲁豫地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进攻，首先也在这个地区。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野战军的格局，编成纵队。打完上党战役编了四个纵队，从东向西数，一纵杨得志〔139〕、苏振华，在冀鲁豫；二纵陈再道、宋任穷，在冀南；三纵陈锡联、彭涛〔140〕，在太行；四纵陈赓、谢富治〔141〕，在太岳。接着，又编了六纵、七纵。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歼敌指标。战争开始三个月后，毛主席就说，全国战场只要每个月消灭国民党八个旅，这个仗就肯定能打胜。果然，第一年就歼敌九十七个半旅，略超过一点。就二野所在地区来说，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份额，也许还超过一点。由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战略反攻的时间提前了，比预定的不止提前一年两年。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出反攻的问题，那时反攻时间还捉摸不定。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六、七月，打了一年就很有把握地确定反攻。要说原因，一个是第一年歼灭了近百个旅的敌人，相应地我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善。另一个原因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要早反攻。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晋冀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但是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伯承同志讲的是“扁担战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首先过黄河，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北方人到南方，真不容易。果然一过淮河，好多人拉肚子。中国真正的南北界线是淮河，淮河以南就叫南方，不是长江以南才叫南方。一过淮河，种水稻，走山路，都是南方的生活习惯。原来我们估计不足，只知道北方人到南方有不习惯的问题，过了淮河才知道就是原来的南方人，鄂豫皖的人，在北方过了好多年，也不那么习惯了。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过淮河，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能够徒涉。过去没有人知道淮河是能够徒涉的，那一次刚涨起来的河水又落下去了，伯承亲自去踩踏，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这就非常顺利了。不然，我们过淮河还是能过，但会有伤亡，以后的斗争会更困难一些。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整个地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
　　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军事政策就是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区、军分区。因为大别山的斗争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不能站住脚。这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什么叫胜利？胜利不在当时消灭多少敌人。要不要消灭敌人？要消灭，要争取打几个歼灭仗。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完成得并不好，消灭的敌人不多，除地方保安部队外，一共只消灭了几个旅。但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我们前进了一千里，直达长江，面对着武汉、南京、上海，扩大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新解放区。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
　　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特别是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到这里感到很拘束。所以，把部队分开建立军区、军分区以后，主力就逐步向北面转移。中间还有些插曲，就是部队的同志着急，总想打个把歼灭战。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后来刘邓分开了。伯承率领一纵和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南下大别山的两个后续部队王宏坤〔142〕、张才千〔143〕的十纵和十二纵，也不在大别山，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就是我一个，先念〔108〕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主力撤回北面，准备大的战斗，大的战斗还是到北面去打。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主要是对几个问题的判断比较准确，处置也比较正确，我们伤亡不算很大，费的劲也不算很大，但是完成了战略任务，种种艰难都克服了，站稳了脚，把战线从黄河延伸到长江。所以说，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经过大别山斗争，二野受到削弱。只有秦基伟〔144〕的九纵，你们那一坨，保持兴盛的旺气。主体四个纵队就削弱了，更新也困难啊，有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仅两个旅，只有一个纵队是三个旅，就这样迎接淮海战役〔145〕。当然中间还打了一些小仗，凡是有机会取得胜利的，没有丧失过机会，该干的都干了。后来，转出大别山，以后到了豫西，成立扩大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
　　迎接淮海战役的时候，总的形势很好。东北战场取得了胜利，这对全国鼓舞很大，西北也稳住脚，中原三足鼎立。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18〕联合作战，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渡江作战，部队突破江防后，我的指挥部在三野司令部，张震是参谋长。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
　　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羊山集战斗就是陈再道指挥的，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146〕、杜义德〔147〕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148〕、苏振华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我们如果对指挥有意见，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有电话可以联络。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很有好处，还可以锻炼指挥员的主动性，讲句哲学语言叫发挥能动性。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
　　淮海战役一打完，以后就没有什么大仗了。渡江作战后，除了三野在上海打了一仗以外，其他的算得了什么大仗？进军西南，同胡宗南〔149〕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150〕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到西南后，西南局规定的一九五○年的任务概括为几个数字：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什么叫九十万、九十万呀？头一个九十万，就是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九十万，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这是个大难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九十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这个完成得很顺利。打土匪本来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声威雄壮啊，把他们打怕了，费劲也不大。六千万就是西南地区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搞土改闹翻身。还有一个是要提高我们部队六十万干部战士的质量，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这时二野还增加了一个十八兵团，十八兵团原先也是晋冀鲁豫的部队。
　　这就是二野的历史。二野担了重担，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苦头是吃了不少，但是困难都胜利渡过了。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部队没有完成任务的，全部能够承担艰难的任务，一个新部队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概括全体，情况都是这个样子。就说这么多，讲的是故事，值得回忆啊。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的谈话。

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邓小平

　　最近一段时间，我讲的话很多了，没有新的话要讲了。但是，在我离开军委领导岗位的时候，也应该跟大家讲点话。我的话很短。
　　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与世界各国的军队不同。就是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也不同，因为他们的军队与我们的军队经历不同。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军队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
　　再一点就是，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把我们军队建设得更好，为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谢谢大家。

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
（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邓小平

　　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
　　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七二年，二十三年间，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在你担任总统的时候，改变了这个状况。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所以，你一九七二年的中国之行，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非常勇敢的行动。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我们在同苏联和东欧国家改变几十年不和关系的时候，总是首先肯定应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坦率地说，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美国公众得到的情报来自“美国之音”和美国报刊，什么“天安门血流成河”，死了多少万人，连具体数字都有。“美国之音”太不像话，一批撒谎的人在干事，连起码的诚实都没有。如果美国领导人根据“美国之音”定调，制定国策，要吃亏的。
　　我们对参加游行示威和签名的学生，包括在海外的学生，都采取原谅的态度，不追究他们的责任。只对少数有野心和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人，进行必要的、程度不同的惩处。我们不能容忍动乱。以后遇到动乱的事，我们还要戒严。这不会损害别人，不会损害任何国家，这是中国的内政。目的就是要稳定，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
　　我不说西方国家的政府，但至少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
　　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外国的干涉在某个时候可以给我们造成困难，甚至造成动乱，但动摇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十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
　　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
　　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谈话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邓小平

　　我们两国的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典范。最近一个时期，我多次向国际上的朋友们说，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16〕，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我特别推荐五十年代由我们亚洲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4〕，作为今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我们两国自七十年代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可以说真正遵循了这个原则。
　　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有，就是要加深合作和交往，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政治上，我们共同为世界的和平、首先是亚洲的和平而努力。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
　　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巴黎七国首脑会议〔125〕就体现出来了，就是在这个会上决定制裁中国，他们使用经济手段，也使用政治手段，如高级官员不接触。这个东西对中国有什么影响？美国也好，法国也好，他们的决策人至少有两点对中国认识不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106〕。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国家随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国内没有人有这个本领，国际上也没有人有这个本领，超级大国、富国都没有这个本领。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事实表明，那些要制裁我们的人也开始在总结经验了。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这是我讲的怎样真正认识中国的话。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谈话的一部分。

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
邓小平

　　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个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我在练习怎样适应完全退下来以后的生活。几十年了，一直在繁忙的工作中，就是后来事情管得不多了，脑子里也放不下问题，总在活动。
　　请你相信，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84〕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
　　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处理不难，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作用。
　　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搞退休制。我已经八十五岁了，多年来我提出退休，每次都遭到大家的反对。十三大的时候先搞半退，只当军委主席。有些老同志，彭真、邓大姐、徐帅、聂帅，已经全退了。我全退需要中央同意，我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最近香港传说我被刺了，病危了，引起股票市场波动。这说明早退好些，希望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我主要就是希望完全退下来，但是动乱我要管。
　　现在我可以肯定，经过动乱，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可以搞得更好。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这次动乱后，大家的头脑清醒了。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动乱就平息不了。这次动乱不平息，我们今天哪能在这里谈话？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人民解放军作出了牺牲，不容易，真是不容易。如果那些搞暴乱的人得逞，就要发生内战。内战要是打起来，胜利肯定是我们这一方，但不知要死多少人，伤害多少人的感情，那才是伤筋动骨呢！这次不果断处理不行。平息暴乱中尽量避免伤害人民，特别是学生，这是我们的方针。不采取坚决措施平息暴乱，后果难以设想。
　　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用二十多年流血斗争赢得的人民共和国，用几十年艰苦奋斗特别是十年来改革开放赢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人民不会把它轻易丢掉。如果丢掉这些成果，如果搞资本主义，首先发生的就是无法解决十一亿人都有饭吃的问题。没有饭吃，中国人干吗？我们搞革命就是要解放穷人。现在可以说，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当然也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口比较贫困，但不是绝对的贫困。总的来说，他们的生活也比过去好一些了，国家和社会正在帮助他们努力摆脱贫困。总之，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要对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负责，要发展经济，使他们生活得更好。
　　我这里主要讲两点。第一，中国目前局势是稳定的。经过动乱以后，新的领导班子将坚持过去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当然，在发展进程中不会没有曲折，没有缺点。但我们相信，坚持这个方针政策的人，最终会取得胜利。第二，中国人吓不倒。我们不想得罪人，我们要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但谁要干涉或吓唬我们，都会落空。中国人有自信心，自卑没有出路。过去自卑了一个多世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庞然大物吓唬人，中国人不怕。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抗美援朝打了三年，我们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传统。也有人怕，方励之〔74〕那些人怕，因此做尽损害自己国家的事，但这种人不多。我相信，在外国的侵略和威吓面前，我们的人民不会怕，我们的子孙也不会怕。请你告诉美国所有对我们友好的和不友好的人，在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这两点是必须看清楚的根本的两点。
　　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控制通货膨胀可以很快见效，而教育的失误补起来困难得多。参加过游行、绝食的许多人思想转变过来，要好多年，不是一两个月的补课就行的。不能责怪参加绝食、游行、签名的人，只追究用心不良、触犯刑律的带头的人。对学生，包括参加过绝食的学生，主要是教育。请你转告你认识的人，包括在国外参加过游行、签名的人，中国不在意这个问题，请他们放下包袱。要说失误，我们确实有失误，许多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多话没有讲清楚。有人站在动乱一方，支持他们，如赵紫阳，这更不能怪别人。我们要冷静反思，回顾过去，着眼未来，重视总结经验和教训，认真处理面临的问题。这样，就能使坏事变成好事，从事件中得到益处，绝大多数的人会清醒过来，学生思想也会清醒过来。
　　总之，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一定要发展，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生产力要以适当的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一步步改善。前一段消费过热，我们给人民打了招呼，要过几年紧日子。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我很相信这一点。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谈话的一部分。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
邓小平

中央政治局：
　　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一九八○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不少老同志已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一九八七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120〕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邓　小　平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

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
邓小平

　　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
　　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因为在国际上了解我这个人的不少，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影响他们同中国的关系的因素之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考虑到中国的安全，现在退比发生了事情退或者在职位上去世有利。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现在看来，想要等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十三大搞了个半退〔119〕，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领导班子还是要注意年轻化，要选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上好的、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还是有的。选人不完全是从党的系统里面选，视野要开阔一点。总之，要有些年轻的人，否则难以为继。这次常委中有老的，有比较年轻的。当时我说，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现在看来，对我们四中全会〔120〕选出的人，对新的领导班子这一段的活动，国际国内的反映至少是很平静，感到是稳妥的，证明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是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的。如果再加上我们这些人退出去，人家再看上两三个月或半年，我们的局面真正是稳定的，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还在继续发展，继续执行原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到那时，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就慢慢消失了。消失了好！这次事件〔109〕一出来，我考虑马上退不行。现在过了三个月，如果到五中全会〔121〕正式作出决定，差不多还要一个半月，有了四五个月，政治局面就比较平静了，这是个时机。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吧。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退的方式。我同杨尚昆〔57〕同志谈过，越简单越好。不要形成个惯例，对退的人都歌功颂德一番，那实在没有必要。你一生是什么样子，你在党内搞了几十年，人们都是看到的，有个客观评价。我反复考虑，简化可能比较有利，而且从我开始简化更有利。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也没有什么好处。还有些形式，比如追悼会，开得那么多，花的人力物力不少，也可以简化一下。都是革命几十年的人，确实都有功劳，也总有一些失误，但一讲都是功劳。我多次拒绝外国人要我写自传。如果自传只讲功不讲过，本身就变成了歌功颂德，吹嘘自己，那有什么必要？至于一些同志回忆自己的历史，写一些东西，那很有益处。聂荣臻同志写的那一段亲自经历的事〔122〕，很真实。有人也写了自己的错误，比如李维汉〔123〕同志。但有些自传还是宣扬自己的多，这种事情值不得赞扬。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第三个问题，我退休时的职务交代。军委要有个主席，首先要确定党的军委主席，同时也是确定国家军委主席。党要管军队，因为军队始终是党领导的，这次动乱中看得更清楚。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当然也是国家的军队。五中全会上我辞职后，要有新的军委主席，军委也应该有些变化。我们的传统是军队听党的话，不能搞小集团，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把权力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
　　总之，以后中央的工作我不过问，除非特别大的问题。让新的中央，特别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独立思考，独立工作。今天常委的同志都在，我希望你们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而且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榜样。我们是一个大国，只要我们的领导很稳定又很坚定，那末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这点请你们特别注意。改革开放放弃不得。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一模一样地搞，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我们一定要真正地搞改革开放，不能关起门来搞。我们在两三年内要好好地调整。过去失误的，例如通货膨胀，弥补起来。最近我看到学生的现象是可喜的，他们真正在反思，是个大教育啊。问题是很多，但能进行反思就是一个最大的教育，比读什么书都重要。我们要抓紧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搞几年风气就会变的。对文艺战线再加以整顿，整顿书刊市场照现在的部署坚持下去，会变的。我们的目标是“四有”〔124〕。五十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吗？多好的老百姓啊！我们要恢复和发扬这个传统。我们这个军队也好啊！尽管现在换了一些年轻人，军长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是这个军队确实保持了好传统。
　　你们这个班子要搞好，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你们应该是一个合作得很好的集体，是一个独立思考的集体。要相互容忍，相互谦让，相互帮助，相互补充，包括相互克服错误和缺点。现在很需要一个这么好的集体，比过去更加需要。这个集体要有个核心。在历史上，我们有毛主席这个核心。这几年我们出现了两个领导人更迭以及通货膨胀这样的问题，因为有个核心，解决起来就比较容易。江泽民同志应该成为你们这个集体的核心。关于工作方法，我提一点：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常委会讨论，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贯彻执行。
　　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44〕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对于不听中央、国务院的话的，处理要坚决，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调人换头头。“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把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这是因为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军队就有这个传统，经常调过来调过去。战争年代形成过山头，当时我们靠马克思主义觉悟，靠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没有形成什么派。就是那样，山头主义也有影响，所以专门反了一次山头主义。地方也有这个问题，搞久了也可以调动一下。
　　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我们分析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不怕。谁敢来打我们，他们进得来出不去。中国有抵御外敌入侵的丰富经验，打垮了侵略者，我们再来建设。
　　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当然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但是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这十年的成绩哪里来的？是从改革开放得来的。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当然，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我看总的局势是这样，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到本世纪末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我希望活到那个时候，看到翻两番实现。三步走的关键在第二步，第二步为第三步打基础。要搞几个大项目，表示我们的信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
邓小平

　　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96〕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88〕、瞿秋白〔113〕、向忠发〔114〕、李立三〔115〕到王明〔89〕，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116〕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44〕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117〕。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从这次事件看出，工人阶级靠得住，农民靠得住，解放军靠得住，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也是靠得住的，但是如果中央自己乱了阵脚，那就难说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我在跟李鹏、姚依林同志谈话〔118〕时说过，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我说过，这是我的政治交代。当然，你们有事要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何况过去那种办法并不算很成功。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该有自觉性。主要是大局的问题，如果个人的因素影响到局势的稳定，影响到事情的健康发展，解决起来就会发生困难。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完全可以在旁边帮帮忙，但是绝不要正式再搞个什么头衔了。
　　这次发生的事件〔109〕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这次暴乱对我们的启发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起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但是，我们要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这次事件确实把我们的失误也暴露得足够了。我们确实有失误呀！而且失误很不小啊！
　　下面谈谈最近抓什么工作的问题。不能等暴乱完全平息，现在就要一面抓彻底平息暴乱，一面清理一下我们过去究竟失误在哪些方面，如何改正，以及现在急迫需要解决的是些什么问题。要统统抓、全面抓是不可能的。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比如对市场、计划等问题的讨论，提出这类问题，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现在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同时要赶快注意那些对我们前进不利的事情。
　　第一，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当然不要求像过去想的那么高。现在主要是我们基础工业薄弱，缺少电和原材料。而在原材料的分配中，小企业吃了大企业，结果国家损失大。这次解决经济滑坡的问题，要清理一下急需解决哪些问题。应该解决的问题要加快解决，要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不能拖。当断不断，要误事。看准了的，积极方面的，有利于发展事业的，抓着就可以干。要在今后的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果再翻一番，没有水分的翻一番，那时候人民就会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兴旺发达的。党中央、国务院应当是有权威的，有能力的。没有权威不行啊。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主要是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我曾经讲过，经过这次事件，我们只要认真总结过去，考虑未来，我们的发展也许不但更稳、更好，而且可能会更快一点。这件坏事变成好事的可能性是有的。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
　　第二，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
　　开放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国务院来做。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现在总的是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有益就可以干。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外资合作经营要搞，各地的开发区可以搞。多吸引外资，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税收方面可以收一些税，为外资服务的行业可以搞一些，我们自己也可以在那里搞一些有利可图的企业，这样就可以搞活。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我跟美国人讲，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美国人骂娘，造谣，没什么了不起。消除机构臃肿，加强法制，这些都是改革。
　　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当然，这个口号在某些人来说是一个陪衬，其目的是用反腐败来蛊惑人心。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你这里艰苦创业，他那里贪污腐败，怎么行？惩治腐败的问题，请你们专门议一下。
　　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第三，平息暴乱抓到底。这是个好机会，一下子就把全国的非法组织取缔了，这实在是好事情。处理得好，就会取得一个很大的胜利。对于罪大恶极的不能手软。当然还是要分别是非轻重，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还是要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手段还要是多种的，以体现我们的政策。
　　以上我说的三点，现在要集中做好。还有一点，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

 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邓小平

同志们辛苦了！
　　首先，我对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在这场斗争中负伤的几千名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对所有参加这场斗争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我提议，大家起立，为死难的烈士们默哀！
　　利用这个机会，我讲几句话。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我们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军队，也有一批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骨干还在，因此，事情现在爆发，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处理这一事件的主要难点在于，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使我们许多应该采取的行动难以出手。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持，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一些同志不了解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我相信，经过认真做工作，能取得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定性和处理的拥护。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这次平息暴乱中，我们那么多同志负了伤，甚至牺牲了，武器也被抢去了，这是为什么？也是因为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谢解放军指战员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暴乱事件。尽管损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赢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变观点。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清楚了，就使我们取得了主动。虽然牺牲了许多同志非常令人痛心，但客观地分析事件的过程，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也有助于人民理解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今后解放军遇到问题，采取措施，就都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了。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再不能让人把武器夺去了。总之，这是一个考验，考试是合格的。虽然军队里老同志不是很多了，战士们大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岁出头的娃娃，但他们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险面前，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面对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他们当之无愧。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同时，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开来讲，只是提出课题。
　　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9〕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我们第一个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翻一番的目标计划用十二年完成，再往后五十年，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对此，我想我们做出的不是一个“左”的判断，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在六十一年后，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
　　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84〕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九八○年元旦，我在政协讲话，讲了“四个保证”，其中有一条叫“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当然，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还有，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我提出的这个建议，请常委研究。这也是个比较急迫的问题，总要接触的问题。
　　这是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处理国内学潮和骚乱，还不是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还不是抓人、流血？他们是镇压学生和人民，而我们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他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今后，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倒是要注意，一个动态出现，不要使它蔓延。
　　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至于一些做法，如投资方向、资金使用方向等，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多搞一点电，多搞一点铁路、公路、航运，能办很多事情。钢，外国人判断我们将来需要一亿二千万吨，现在我们接近六千万吨，还差一半。如果在现有企业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增加两千万吨，就可少进口钢材。借点外债用在这些方面，也叫改革开放。现在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不对，搞不搞，而是如何搞，开哪方面，关哪方面。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利用这个机会，我就讲这一点。

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邓小平

　　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84〕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108〕、陈云〔44〕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
　　动乱〔109〕平息之后，我们确实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主要有两条：
　　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这次事情总的说还没有完啊！目前学生还没有上课，就是上了课，也还会上街。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不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总之，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
　　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以香港为例，对我们就是有益处的。如果没有香港，起码我们信息就不灵通。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
　　今天请你们来，让大家来考虑一下这个论点对不对。一个是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第二条是真正干出几个实绩，来取信于民。要惩治腐败，并体现我们不但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而且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拿事实给人民看，这样人民的心里才会平静下来。不然就会今天一个上街，明天一个上街。如果不从更深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那末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平静都靠不住。要看到这个大局。
　　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人都有缺点，我们在座的人都有缺点，别人一样也有缺点。各有各的缺点，各有各的弱点。当然缺点有大有小，有多有少。没有缺点的人是没有的。毫无疑问，就从政的经验、斗争的经验来说，我们的班子有弱点，这是事实。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88〕起，一直到遵义会议，〔96〕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华国锋〔110〕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7〕。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不是说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满意，而是对这个集体满意。人们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对整个集体表示满意就行了。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
　　第三代的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中国不搞四个坚持能行吗？人民民主专政能不用吗？坚持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个根本问题。
　　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前期是胸襟宽阔的，我们第二代基本上也是胸襟宽阔的，对第三代领导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新的领导机构要坚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证明你们起码是坚持改革开放，是真正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这样人民就可以放心了。现在我们起用人，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过去毛主席就曾经长期敢于用反对过他的人。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我诚恳地希望，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人都是有缺点的，进了班子后还可以继续改进。
　　一个是现在要用人们公认的改革者，再一个是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三个月内，半年内，形象就可以树立起来了。学生不过是提出继续进行改革的要求，而我们是真干。这样就合拍了，隔阂就自然消除了。这样的隔阂，不是写文章、辩论就可以消除的。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因此，我们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错误，对群众的一些行动要谅解一些，处理时要适度，涉及面不要太广。
　　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领导这么一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
　　还有一个问题，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我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过这一派或那一派。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111〕，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你们是要在第一线顶着干工作的，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一点。
　　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
邓小平

　　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
　　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但是，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我讲讲中国人、中国党的一些看法。对这些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我只想简单讲两点。一是讲讲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二是讲讲近几十年，确切地说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
　　先谈第一个问题。从鸦片战争〔32〕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
　　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中国有很多地方被日本划为它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在北方，很多大城市有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九三二年在中国的东北搞了个“满洲国”〔103〕。一九三七年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打了八年。最后，由于中国抗战，由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共同战斗，包括苏联出兵，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彻底失败了。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帐，日本欠中国的帐是最多的。但是由于日本战败，中国收复了所有被它侵占的地方，它在中国没有占去一寸土地。悬案是一个钓鱼岛，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上面没有人烟。我访问日本时，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同类的纠纷，后来我们提出了一种设想，就是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
　　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104〕。
　　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一九二九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105〕，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同苏联签订了新约。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划定了边界。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讲清这个问题可能对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所以值得讲一讲。
　　第二个问题，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的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中国是个贫弱国家，但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何方？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106〕，后来还有越南战争〔107〕。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
　　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
　　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谈话的一部分。

 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邓小平

　　中国过去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封闭状态，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9〕，才把这个问题恰当地解决了。从那时到去年底的十年里，中国有了可喜的成就，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发展中也出现了新的失误，但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成就，这是我们的根本观点。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这是不容易的，是由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我们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大错误没有犯，小错误没有断，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要摔跟头，今后也难以避免。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准备用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我们的一条经验是，发展顺利时要看到出现的新问题，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总之，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把错误纠正过来，就能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我看我们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比我们厉害，只要全国人民思想统一，治理也不难。对到本世纪末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我们是有信心的。
　　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这个任务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反对霸权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取得了一个资格：人们不敢轻视我们。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总是欺侮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常干预这些国家为摆脱控制、发展经济、争取政治独立与自主所作的努力。他们对中国也是这样。有的大国的议会今天通过这样一个决议，明天通过那样一个决议，干涉我们的内政。但是中国是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些干涉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可以置之不理，也可以提出抗议。我们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没有解决，仍然面临着完成国家统一的任务。所以说，连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都还有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可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主权的任务还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因此，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奋斗。
　　我们非常关注非洲的发展与繁荣。我们高兴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都独立了，这为发展获得了最好的条件。经过多年奋斗，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非洲国家要利用这一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团结，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使经济得到发展。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在这方面，你们做对了。总之，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
　　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我们现在还不富裕，在财力上对你们帮助不大，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朋友们，这也是一种帮助。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谈话的一部分。 

中国不允许乱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
邓小平

　　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我同布什谈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总之，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
　　估计形势，要看到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大多数学生是拥护改革的。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
　　台湾集中攻我们四个坚持，恰恰证明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
　　当然，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我们在这方面控制得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华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我们要让国内外明白，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
　　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邓小平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总的来说，中国人民是支持改革政策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支持稳定的，他们知道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
　　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末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谈话的一部分。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邓小平

　　中印两国对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要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印两国共有十八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16〕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现实情况是当今世界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他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叫不发达国家。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我们两国是上述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行列里的最大的队伍。
　　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亚太地区如果不算美国，就是日本、“四小龙”〔102〕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比较发达，人口顶多两亿，即使把苏联的远东地区、美国的西部地区和加拿大包括进去，人口也只有三亿左右，而我们两国人口加起来就有十八亿。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这就像巴西不发展就不是拉丁美洲世纪一样。所以，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良好政策。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在五十到七十年时间内发展起来。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在这个伟大的目标下，中国政府提出，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这是我国政府的想法。
　　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4〕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首先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要遵循这些原则，而且我们同各自的邻国之间的关系也要遵循这些原则。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两国同邻国的关系应该做些调整。我提出这一建议，请阁下考虑。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赞成的人会有不少，但只要有高度的智慧和战略的胆识，就一定可以完成。我想，我们就首先在阁下来访的新闻公报中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由于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国内的各种事情都在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我想你们也会遇到这个问题的。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谈话的一部分。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邓小平

 　　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100〕，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
　　说起我们这个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我先讲个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现在我们有些方面落后，但不是一切都落后。这个工程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有李政道〔101〕和其他国际朋友的帮助，使我们少走弯路。但是这个工程不完全是照搬过来的，中间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创造。
　　总之，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这是邓小平同志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讲话。

中央要有权威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二日）
邓小平

　　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现在的局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是能解决的，我们有信心。小错误难免，只要不犯大错误就行了。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99〕。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谁能统一？中央！中央就是党中央、国务院。
　　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不仅是价格一个方面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只有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才能为价格改革创造条件。当然，真正建立秩序，不理顺价格不行。价格没有理顺，就谈不上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我们准备用若干年时间把价格初步理顺，最终达到面向世界市场。
　　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这几年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现在是总结经验的时候。如果不放，经济发展能搞出今天这样一个规模来吗？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都是在这样的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谈话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