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基础：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

近代以来，中国成为各种力量的角逐地，各种制度的试验田。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成就了今日之中国——一只已经觉醒的、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把中国比喻成一头睡狮的拿破仑曾说，“人是根本无法决定未来的，只有体制才能决定一国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十八大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则把如何从法治上为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作为主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把坚持依法治国作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因为“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再到五中全会，制度建设层层递进，一步步落到实处。

习近平把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当前面临的且必须承担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他强调：“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习近平特别强调制度建设要适合本国国情，强调制度的本土性。新发展经济学极其重视转型国家历史文化传承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对制度粘性的决定性作用，在别国适合的东西移植过来未必适合本国国情，制度也有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这已经成为新发展经济学的共识。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考察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汉、唐、宋、明、清”的政治制度后总结道：“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国内一些学者关于政治制度特别是宪政法治的认知，多囿于西方话语体系而不能自拔。一谈宪政，言必称三权分立、多党竞选、一人一票；论及政治转型，则以西式民主为不二典范，唯其马首是瞻。

习近平特别强调我们这样一个实际上正处于历史转折期的大国在选择国家治理体系时需要更加注重民族精神血脉和历史精神的延续。他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他还指出：“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并引用清代思想家魏源的话说，“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更是一针见血：“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他紧接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

战略关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

美国史学家罗伯特·帕斯特在《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中说：20世纪初，中国是国际政治的对象而不是角色；随着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才有了20世纪第一个统一的机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成了世界舞台上的一个角色。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又全面深刻地提出了一个崭新论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这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丰富与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新概括。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在其得到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诸多顶尖学者广泛赞誉的巨著《21世纪资本论》中，用翔实的数据和严谨的分析对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恶化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严重质疑。

市场经济需要外部制衡的力量，这一力量必须来自于以制度为表象的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而必须来自于一个能够以全体国民之利益为其根本利益而非以内部人控制为特征的执政党的坚强领导。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之飞速发展，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法治建设的不断提速所带来的令人鼓舞的绩效和预期以及稳定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执政党。

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是两个独立的目标，一个方面的进步未必就同另一方面的进步有关。”他还指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表明，这两方面的不协调往往是一个国家政治衰败和社会解体的根源。梁漱溟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中将“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两大古怪点之一。早熟的超级稳定的且不可避免日趋朽化的政治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不同步甚至前者对后者的阻碍，是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的一大诱因。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并以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标志成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自我改革、自我革命、自我实现机制，这为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共生并行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的各项成就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也是习近平响亮宣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政治自信之实践来源。

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也是改革开放中不断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法宝。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打铁还需自身硬”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期我们立下的军令状。针对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习近平发出的警告振聋发聩：“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也是我们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习近平严肃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怎么办？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发挥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战略关键及核心力量作用，“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

习近平还特别强调，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这一阶段性战略目标，要紧紧依靠中国共产党这个战略关键；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保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