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年4月26日15:00——18:00
地点：红宝石官方网站hbs123校史馆接待室
人物：蒋平教授
访谈人：陈建
影像：曹刚 张魁武
文字整理：肖玉
文稿撰写：陈建
文稿审核：姚明淑
1968年，蒋平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六年制本科，在陕西汽车制造厂任技术员11年，1979年6月到红宝石官方网站hbs123任教。
因为喜欢做教师，所以最终来到了学校
陈：蒋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档案馆“石大记忆”项目组的采访。您毕业于北京大学，能给我们谈谈当时是基于何种缘由来到红宝石官方网站hbs123的吗？
蒋：很高兴接受校史馆的采访。我是半路出家，1979年才到学校，来了以后一直在学校机电院力学教研室工作，直到退休。工作了30多年，对学校有很深的感情。
一位北大的毕业生怎么会到我们学校来任教？这个疑问不是只有你们提出来，我来校后经常有学生和老师问我这个问题。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造成的。我是“文革”期间毕业的，当时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定了性，“文革”以前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占统治地位，教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这些人必须接受工人、贫下中农和解放军的再教育。当时的毕业分配方案就是依据这个精神来制定的，一般都没有按照学校的培养目标来进行分配，大部分都要送到基层去，这在当时是普遍的现象。现在的人很不理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但我们国家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这种事情。不管是不是北大清华，都是一样，而且越是重点大学分配的单位越差。为什么呢？譬如说石油部门的部属院校，大部分学生分到石油部门、油田；北大清华这类教育部直属的院校，没有对应的企业，所以他们的分配比部属院校还要差。比如说河北省要的5万名大学生，很多都是北大、清华、北师大毕业的，一半下生产队当农民，一半到社队小厂当工人，几年后才有所调整。当时河北省隆化县的一个中学里去了20多个北大清华毕业的学生，这就是当时的历史情况。就我个人而言，在我们那届毕业生中我算是分配得比较好的，因为陕西汽车制造厂是生产军用卡车的三线厂，算是个部属大厂。当然去之前我还是到部队农场接受了再教育，种了一年多水稻。我有个同学分到遂宁，是学力学的，工厂不好安排，因为懂点电，就当了电工；还有个分到中江县的同学，当了长途汽车司机，文革后考上了钱伟长的博士。总之那时有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是扭曲的。我在工厂里，不算太差。开始几年在车间劳动，后来恢复技术科、设计科，我就到设计科工作，我是学理科的，就自学了《机械原理》、《机械零件》、《金属热处理》等，这些都是工厂工程师需要的。我自学起来比较容易，掌握起来也比较快，就到工厂车间当技术员，负责非标设备制造，搞实验，自己制造科研设备和一些测量仪器，自己设计自己画图，加工装配出来。
当时设计科的领导比较重视我，为什么我还是调走了呢？主要因为当年我考北大就是冲着以后搞教学、搞科研去的；另外我的家庭是教师世家，从小对教师这个职业很羡慕很尊重，觉得教师这个职业很好。所以“文革”以后纠正错误，允许调动，我就希望能回到高校。我本身愿意并喜欢从事这个职业，所以来到了我们学校。那以后，由于搞科研和绵阳的核九院联系比较多，他们找过我几次，很想把我调到九院去。虽然九院也可以搞科研，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在学校搞教学，所以最终我也没有去，一直干到退休。一开始没有能够到学校是因为历史背景，后来到了学校是因为自己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热爱，愿意把它作为自己终身从事的职业。
陈：在企业的工作经历，对您的教学科研工作带来了什么？
蒋：虽然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们很长时间，大约10年，我们那届毕业生在最应该出成绩的年龄出成绩的很少，这说明政策是错误的，也耽误了我们的青春，但是也不能说到工厂工作那么多年一点好处都没有。到工厂设计科工作后，我就知道一位工程师需要哪些知识、素质、能力。到了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今后主要就是工程师，我对怎样培养他们比较明确，我知道培养的学生今后会干什么，他们需要什么，这样我就会在今后的教学中有的放矢。工厂的工作对我搞科研也有好处。开始他们不了解一个北大的学生怎么对工科挺了解，因为我在工厂干了10年。我搞科研很重视实验，很多创新都是实践出来的，这对我的教学和科研是很有好处的。但你不能说那个时候的政策就好，总的来说还是错误的，耽误了我和我的同学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是历史的教训。
热爱就舍得投入
蒋平教授在教学工作上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无论是课程建设、教材建设，还是教学研究、教学改革，在课堂教学竞赛、教学质量工程、学科竞赛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获得了无数奖项，并被评选为1997年度全国优秀力学教师，2006年被评为红宝石官方网站hbs123首届教学名师。
仅仅在1997年，《工程力学》课程获学校优秀课程排名第一，蒋平教授作为负责人完成了国家教委面向21世纪教改项目子课题“《工程力学》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项目的调研、立项，制定了改革方案及4种教学大纲，并在一个小班进行了《材料力学》教改试点，取得了很好效果。该项目在全国基础力学教改研讨会上被评价为处于全国普通高校前列。这一年，蒋平教授主持省重点建设课程、学校优秀课程工程力学的建设工作，当年通过学校评估，获优秀课程第二名。
陈：这些荣誉背后，一定有很多艰辛的付出和鲜为人知的故事，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蒋：因为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就会把全部精力投入进去，能坚持很多年，这是主要原因。如果你对从事的工作不喜欢、没兴趣，就不可能做好。第二个原因，得益于北大对我的教育。北大的文化传统、学术环境以及北大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譬如说，当年给我们上课的很多老师都是骨干教师。教我们高等代数的丁石孙老师，后来当了北大校长、中国民盟主席，他的教学非常严谨、认真，水平很高，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给我们上高等代数，铃声一响就开始讲课，没有讲稿，没有教案，什么都不带，最后一句讲完，下课铃就响了，并且每一堂课都这样。教我们微积分的老师，原本我们用的教材是苏联的比较权威的教材，但他不按教材讲，自己用另外一种方法推，虽然推到一半推不下去了，但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北大的教育告诉我，治学要严谨，教学工作要认真，要舍得下功夫，精益求精。第三个原因，是机械系和教研室教师的大力支持。最后，得益于我的夫人的全力支持。我精力全部投入到教学教改中，家务事、管小孩等所有事她都承担了下来。我记得编写第一套教材时，那些手稿我写得很潦草，她全部帮我誊抄下来。那时编教材不像现在可以用计算机复制剪切粘贴，只能用笔在稿纸上写下来，工作量很大，没有她的支持就不行。我经常在英文刊物上发表文章，需要输入英文，她为此专门学了英文盲打。
由于受这些影响，所以我舍得下功夫。我1979年到学校，那时学校规模比较小，学生大概四千多人，教研室老师比较多，教师的工作环境比较好，进校以后先安排辅导。工科院校力学教研室的主要课程是《材料力学》和《理论力学》。我就把当时国内最权威的哈工大的《理论力学》的习题集约1000多道题全做一遍，《材料力学》我就选了清华大学的习题集，700多道题全做一遍，就像学生做作业一样。要当老师，要给学生讲题、批改作业、辅导，自己不清楚怎么行？这是基本功。我们教研室就是这样要求的，后来也是要求新来的教师做足基本功。
英国利物浦大学《工程力学》课堂笔记（已捐赠给档案馆）
另外，1983年到1985年，我第一次到英国做访问学者两年，主要做课题研究，但是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去听利物浦大学本科的《工程力学》的全部课程，每堂课记笔记、收集每堂课布置的作业单、历年的考卷及课表。当时并没有人给我这个任务，学校没要求，教育部也没有要求，但我就愿意干这样的事。不为什么目的，只是好奇为什么人家跟国内不一样，想去完整地了解，一切源于热爱。这事很费时间，因为有时搞课题某堂课去不了，我在那两年中，哪次课没听到就记下来，下期再开这个课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课补上。所以，我完整地听了这个课程。我发现这门课程和国内的差别很大。我想知道中外力学教育有什么不同，他们的教学体系、教材、方法到底跟我们国内有什么差别。我做了完整的笔记，这对我今后从事教改是一个很好的积累。但我当时做这事只是为了了解中外的教育。我系统地完整地听了这门课程，它的教学内容、教学大纲是什么样的，老师是怎样讲的。我的导师和合作者Jones教授是系主任，是有名的教授，每年都要给本科一年级的学生上课。 这为我今后的教改打下了基础。有这基础就眼界高，视野宽，吸收国外经验跟国内结合起来。
教改，要舍得花功夫
我的教改前前后后花了十几年，教材也经历了很多年试讲和修改，我的第一本教材是“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1997年我参加全国力学会议讨论教改。当时我们基础力学教育部课程指导委员会主任是清华大学的范钦珊教授，很热爱教学，在教学教改上很有水平。他在会上提出他们已经在编教材，全国都可以用。当时我就觉得不太合适，教改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大一统，改革就应该百花齐放，不同的学校学生的层次不一样，培养目标也不一样，社会的需求也不一样。我们学校大部分毕业生到基层到企业工作。如果都一样，不就是新的大一统吗。很多高校的老师也这样认为。后来我就想要自己搞，特别是像我们这种一般院校以前选用的都是全国统编教材。虽然名校的教授我也很佩服，他们水平是很高，但我想有一点是他们缺乏的：他们没在我们这种学校教过书，没教过这些学生。你不了解你的教育对象，你编的教材怎么能适合他们的需要。我们普通院校的老师和他们有差距，但是我们常年和这些学生打交道，我们有丰富的经验，这一点他们取代不了，这一点正是我们可以编教材的重要原因。
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理解，因为编教材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我开始希望大家一起参与，分工合作，但很多老师下不了这个决心，担心费了很大力气，最后出版不了，什么成果都不算，都不愿意编。但我觉得有这个需要，有这个想法，于是开始考虑怎么搞，有个思路，有个大纲。先编讲义，一个礼拜写一章，几万字，然后拿到印刷厂打印出来分发给学生，这样一篇篇弄完，第二年再修改。从1999年开始试用起，前前后后修改了很多次，大的改动有四次，试用了很多次，并且还要其他老师来使用，提出修改意见修改，2003年才正式出版。当时高教出版社催着出版，但我不愿意，我觉得要经过几轮试讲很成熟了，最后才能出版。第二本中少学时的教材也是经过了5、6年的时间，经过了反复地修改、试讲、试用，在不同的专业用，最后直到2012年才出版，花了很大的功夫。“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给了一个机遇，全国所有的老师，所有的院校，只要你有教材都可以报。教育部组织海选、组织专家评审。我的第一本教材立足于一般本科院校，改革力度很大。高教社觉得我的教材有特色，鼓励我报。评审后被列入“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基础力学教材，总共11种，但只有这一种是一般院校老师编的，其他都是北大、清华、哈工大、浙江大学等名校编的。“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数量翻了一倍，尽管扩大了，但是基础力学教材只有两种是一般院校教师编的，大多数是重点院校、名牌院校的，一般院校占的比例非常低，冲进去很不容易。我的教材第二版列入了“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主要是它有自己的特色，下的功夫比较大。我认为要取得成绩，要舍得下功夫。
我一直呆在学校力学教研室，主要给本科生讲《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和《工程力学》，研究生的《弹塑性力学》、《塑性动力学》、《板壳理论》等。虽然教了几十遍，但我每学期的讲稿都是要修改的，因为每年的学生不一样，专业不一样。每讲一次，总能发现一些遗憾，还能讲的更好。如果你不感兴趣，就不愿意下功夫。“台上几分钟，台下十年功”，“十年磨一剑”，确实很有道理。时间短，下功夫少，肯定是不行的。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学生
机械系党总支对蒋平老师的教学工作曾有这样的评价：“教学中，他治学态度严谨，注重启发式教学，对学生严格要求，注重教书育人，教育学生树立良好学风。他指导的学生思想素质好，理论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受到用人单位好评。由于他教学效果好、成绩突出，多次受到领导、同行和学生好评。”
陈：请您谈谈您与学生之间的故事。
蒋：身教重于言教。你的一言一行，对教学、对科研、对治学的态度，学生是看在眼里的，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比用道理去教育学生更重要。
对学生要有基本认识。我始终认为，学生高中那么辛苦，通过激烈竞争考上大学，大部分是来学知识的，希望能按时完成学业的，这是基本认识。也就是说，如果老师是真心为学生好，认认真真地把知识技能教给学生，学生心里是很明白的。七八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很多学生丧失了上大学的机会，求知欲望很强烈，那时的学生比较好学。后来由于社会上的原因，学风开始变差，教风也开始变差，有些老师认为学生不好好学习，不好教。但我还是认为，大多数学生还是希望能够学到东西的，起码希望考试不挂科，能拿到学分。 尽管后来学风不太好的情况下，表面上有一些喜欢给学生放水的、管得不严的老师比较受学生欢迎，评价比较高，但实际上学生真心喜欢的还是对他严格要求的老师。所以我一直跟年轻老师讲，这一点要认识清楚，不要糊弄学生。你的基本职责就是教书育人，无论学生怎样，对于老师来讲就是要全心全意把学生教好。
陈：研一的同学说，《弹塑性力学》这门课很难，稍不注意就要挂科，您会不会降低难度？
蒋：《弹塑性力学》很难，是研究生的学位课，到退休前我一直在上这门课。我坚持要求最后要通过了考试才能取得学分。一方面，因为这样要求，学生很重视。如果这门课只是来听一听，不做作业，不下功夫，考试结果肯定不好，所以挂科率很高。虽然如此，我仍然坚持。因为我希望他们学到东西。另外一方面，既然我这么要求，学生就会下功夫，最后绝大部分学生都通过了考试。这和老师的要求有关，老师一放水，学生就不会好好学。
举一个本科生的例子，八十年代我教的一个学生。我教《理论力学》，班上有一个女生是从青海考进来的，高考入学成绩只有二百多分，基础很差。入校以后，尽管这名女生很勤奋，但每门课程都学得很吃力，这门力学课一开始她就很害怕。我辅导时跟她说，不用怕，你基础是差，但是你只要认真学，认真听讲，辅导课你都来参加，作业认真做，不清楚就问老师，只要这样坚持下去，我保证你能达到基本要求。最后期末考试，不算平时成绩，她的卷面成绩就已经及格了。而很多基础比她好的同学，是靠平时成绩才及格的。我经常用这个例子教育学生，八十年代的考题比现在更难，她都能及格，你有什么理由不及格，只要你好好下功夫，及格是容易的。作为教育学生，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于研究生，由于平时接触的更多，就更严格要求他们。有一个西华师大（原南充师院）考来的研究生，和我们工科院校有一些差别。我要求他补学一些工科的基础课，并要求他参加考试取得成绩，再指导他怎么做课题。另外我为他们创造尽量好的条件，把他们送到绵阳九院参加他们的课题研究。九院的水平比较高，科研设备和条件比较好。这些研究生受到我的影响，能够努力学习、刻苦钻研，认真做课题，很优秀。比如，叶作亮硕士毕业后考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的博士，当年有十三个人报考，大多是名牌大学的，他是唯一被录取的。毕业后，西南财经大学作为人才引进，最后当了物流系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还有一位叫申智春，硕士毕业后分配到大庆油田设计院，过了一年他不满足现状要考博士，想在学术上做出一些成绩，后来考上哈工大黄文虎院士的博士，最后分配到上海卫星研究所。还有一些考上九院的博士，后来也成为业务骨干。我对他们都比较满意。
关于教育学生，老师对于大的思想问题不能放松，要重视教育。2000年以后由于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许多学生不能安心学习，比较浮躁，急功近利，向钱看。有一个听我课的研究生曾问我：蒋老师，力学又难又枯燥，你怎么能几十年坚持。我反问：那你想学什么？他的回答让我震惊：什么来钱快我就学什么。我听到后一时话都说不出来。后来我跟他说：说实话，凡是正正经经靠勤奋发财的都快不了，来钱快的都是歪门邪道，你们还年轻，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要局限于眼前。
当一名称职的教研室主任
1998年机械系党组织对蒋平老师有这样一段评价：“作为力学教研室主任，能够走在学科发展前沿，积极组织教师进行教学法研究，在学科建设、教材建设、试题库的建立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蒋平老师自己在1997-1999年度工作总结中关于教研室主任工作是这样列举的：“1.组织政治学习；2.课程建设、教研活动；3.培养青年教师，2人新开课，1人考研，2人获课堂教学竞赛奖，1人出国进修；4.以教改为中心的学科建设；…”
陈：请您谈谈当教研室主任为什么不容易？
蒋：教研室主任确实不好当，而且越来越不好当。教研室主任相当于基层干部，但不是正式的干部编制。教研室是学校最基层的单位，学校什么事都要落实到教研室，是第一线，任务重，矛盾也多，比如评职称评优推荐。扩招以后任务大大加重，排课都是难题。我刚到学校时，全校学生只有4000多人，力学教研室有22个老师；扩招以后，学生30000多，我们教研室只有十几个人，最少的时候只有10人。学生翻了很多倍，教师却减少了。我们教研室的老师上五个头的课，一年700多个学时。力学课和别的课程不一样，必须有作业，周末全用来批改作业，很费时间，另外辅导备课也要费时间，所以很难办。
我的体会是，虽然难办，这个事必须要有人来做。既然干了就要以身作则，自己带头，不好上的课我上，有的班学风不好，没人愿意接这个班，我就接。既然是教研室主任，就要为全体教师着想，关心他们的生活，工作上给与支持和关心，解决他们的问题，重视他们的进修培养。所以当教研室主任期间我干了几件大事。第一，当时我们教研室上的课非常乱，因为我们没有制定教学计划的权限，是专业教研室制定培养计划，他们把专业课排完以后剩下的学时给力学（力学是技术基础课）。技术基础教研室最难干，比数理化这种公共课更难干。因为学校更重视数理化，学院更重视专业课，所以给力学的学时很随便，时多时少；同一专业、同一门课，每年学时还不一样。老师不好备课，怨气很大，工作不好做。我就在这件事下了功夫。教育部有基础课的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指明了要教什么内容，达到什么目标，应该有多少学时。我把它找出来，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把力学的课程分三个档次，多、中、少学时，把这三种学时的大纲列出来，教哪些知识点，达到什么要求。并以此为依据找教务处，找各个院系负责制定教学计划的副院长，同他们商讨，你的学生需要达到什么要求，就选用哪个档次。经过反复协调，最后统一下来，不能乱给少给学时。争取到了一定的发言权，这对保证教学质量是很重要的。这个坚持了很多年，学生的教育质量有了保证，这件事跑下来教研室老师都很高兴。
其次，组织教研教学活动，教学法讨论。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这对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和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手段，可以向老教师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当教研室主任的时候，这件事坚持得非常好。一周政治学习，一周业务学习，精心组织安排专题，每一个老师领一个专题作准备主讲，其余老师一起来点评，吸收集体智慧。大家都很支持，《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都坚持搞，最后出了两本教学法研究的文集，放在教研室。之后的年轻教师都可以参考，很有好处。年轻教师缺乏教学经验，我们就给他提供这种条件。
我们的教改不是单独的某门课，是整个课程体系，整个基础力学的教改，是全方位的，大家都参与了。不是哪个章节怎么改，是整个体系应该是怎么样的，要切合我们这种院校，切合我们学生的层次、要求和培养目标，这样老师心里也明白。即使以后教材变了，也知道应该讲哪些内容，怎么讲，这是很重要的。通过教改，教师对教学的内容，力学的知识，以及方法有更深的体会。
很多老师说，他当年学的时候理解不深，当了老师以后才知道，要给学生讲清楚要看更多的书，或者学高一档的力学课程才行，在高的层次上对学科的把握和理解是不一样的，才讲得出来。所以教师的提高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很重视给老师创造条件，到外校进修、考研，出国进修都很支持。老师水平越高教出来的学生才更有水平。比如清华大学的姚期智院士非常重视本科生教学，他亲自制定本科教学大纲，选教材亲自上课，他班上的学生世界各国名校争着要，今年普林斯顿大学就给姚班的本科大学生9个奖学金名额。本科生教育很重要，本科是一个人的基础。美国人认为本科生教育比研究生教育更重要，招聘时会问本科是哪个学校，不会问研究生是哪个学校。中学到大学是人生一个很大的转变，国外的教授非常重视本科教学，大牌教授都要上本科的课。
20年间四访英国 研究冲击动力学
陈：基础学科出成果不容易，您是否受到过名和利的纷扰？
蒋：力学是基础学科，很特殊。原来基础学科有六门，即数、理、化、天、地、生，后来把力学放进去了。但是力学和那些纯自然科学不太一样，它跟工程的关系很密切，所以它又是一个技术科学，双重的。
作为基础科学搞科研是很难的。从牛顿开始，力学已经有700年了，容易的问题早就解决了，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那些，都是很难啃得动的硬骨头。
陈：所以发表力学学科的文章很难。
蒋：说实话很难。多少年出一个天才把问题攻破，一般人确实很难。但是力学有一个好处，跟工程的关系很密切。你可以搞应用，所以我重视的还是力学的应用基础研究，也就是说我注重研究用力学的方法解决工程问题，这个方面是可以搞的。力学和很多方面都有关系。我认为还是要看有没有兴趣，热不热爱这个事情，有兴趣就钻得进去，愿意几十年都干这个事，舍得投入，耐得住寂寞。比如我从1983年第一次到英国访问，一直到我退休前2003年第四次访问英国，科研主要都围绕两个课题：一是韧性断裂的传播阻力，二是冲击载荷作用下的模型规律的问题。
韧性断裂的传播阻力没什么人搞。断裂力学是很热门的一个领域，但很多人只关心怎么开裂了，他不管裂了以后怎么样，一开始关心的是那些脆性的高强度合金也会断。后来发现高强度合金，飞机上、核电站用的那种强度很高的很结实的那些也会断裂。但普通的低碳钢，一般建筑的钢架钢材这些，韧性很好，一般不会裂，大家也就不关心这个事。但是我1983年搞课题发现，这个东西不会像玻璃陶瓷一样“哗”的一下全裂了，它开个口子或者裂一段就不裂了，这很重要。譬如说我们的输油气管道一下爆了、裂了，一般来说不会一裂就裂几公里长，只会裂这么一段。也就是说，它裂了以后是有阻力的，不会老裂下去。但这个裂纹传播过程就没人去研究了，这阻力到底有多大？和材料有多大关系？不同的材料肯定还是不一样，这个没人去管。但这个也很实用，譬如说交通事故，撞扁了裂了，都要消耗能量，那就要研究怎么保护，高速公路护栏怎么设计，都跟这有关系。但我发现这是个空白，我就抓住这课题下功夫，一直搞了十几年。从搞实验研究到提出理论模型、计算，不同情况下，一直围绕这课题在搞，最后国际上也认可。也就是说，你抓住一个问题要舍得坚持搞下去。
另外，模型律的问题，我也是搞了很多年。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小的东西比大的结实，最典型的就是伽利略很早意识到的一个问题：一只狗可以背一只狗跑，一匹马背一匹马根本跑不动，这个现象有什么用？我们工程上一开始搞研究、搞实验，很多都是从搞模型实验开始，就像先用一个小飞机模型来预测大飞机会怎样。飞机都要进风洞，风洞不可能很大，不可能把那么大的飞机推进去实验，这个模型实验的结果要怎么换算到大的飞机上去，是有规律的。这规律有人总结，但是后来发现在有些情况下这规律不成立了，并不是按比例放大的，这个就应该研究，不按比例放大又是按照什么来的，这个就很有用了。所以我发现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后来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一些成果。也就是说，你抓住一两个问题，能够长期搞下去，总能搞点东西出来。你对这个有兴趣了，认为是个研究方向，人家很少搞的，认为确实该有些新东西出来，你就去研究。虽然不见得开始就有什么结果，但总会有点与众不同的，国外就特别重视这种研究。
现在说创新，什么是创新，跟别人不一样才叫创新。我们那一代的人对名和利看得确实比较淡，还是比较愿意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不在乎得到多少名和利。譬如说我出了一本译著《结构冲击》，这个更是吃力不讨好，因为翻译不算成果，谁愿意费这个力气干呢。但是我1983年去的时候发现Jones教授在写这个专著，我觉得很好。冲击动力学方面，国内甚至国际上还没有一本全面论述的专著。他在这方面是权威，是国际冲击工程杂志的主编。他在写这个我就觉得很有用，这个在国际上很有用，在国内更有用，是很有意义的一本书。当时我就和他说，你写出来我给你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让中国人也受益。这是1980年代的事情，实际上这是很不好干的事情。当时讲究经济效益，出版社都不景气，很多出版社不愿意出版这种类型的书。
我1980年代出国的时候，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但我知道这个很有用，就想要介绍给国内。所以当时找了好几家出版社，最后找到四川教育出版社给出版。耽误不少时间，英文版是1989年出版的，中文版到1994年才出版。一方面我翻译花了很多时间，那么厚一本，有很多专业名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译，要和作者讨论，中文中没有对应的术语，跟中科大的教授要讨论好几次，怎么翻译合适。我费那么大劲翻译是为了什么，没有名也没有利，我就是觉得国内有需要，我有这个义务和责任把它介绍给国内。所以不管有什么困难我都要干成这个事。出版以后供不应求，许多科研单位都要这本书，军队院校、中科大、北大等很多院校都要这个做研究生教材或给科研人员用，很快就卖完了。但是出版社不愿意重印。后来北航的一个教授在国外看到英文的第二版，也觉得很有用，但不知道有中文第一版。和作者一联系，才知道有中文版。因为Jones教授是很信任我的，他就叫北航的教授和我联系，一定要我联合参与翻译这个第二版。现在已经翻译完，今年即将出版。这对教育、科技和工程部门都非常有用。这是学术专著，工程和研究生都非常需要。
陈：请蒋教授为我们简单描述一下结构冲击对力学这个学科以及国内相关学科建设的意义。
蒋：意义就是，最早冲击动力学是跟军工密切相关的。二战美国向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相当两万吨TNT当量的炸弹，这是怎么知道的？当时美国派了两个专家组到实地考察。炸后铁轨、保险箱、柜子都变形了，通过这些来分析、反推爆炸威力有多大，这就是和军工有关的爆炸冲击。但是后来飞机、高速公路出来了，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一撞车不得了；高铁出来后，事故的影响就更大了。也就是说从军工到民用各个领域都与冲击动力学有关系。国外就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国内随着经济建设发展也是这个过程，汽车要安全性，汽车厂都要搞撞击实验。
陈：您对教师从事科研工作怎么看？
蒋：我觉得搞科研对教师来说还是很需要的，搞了科研，对这个学科的前沿、知识、动向、发展就更清楚了，眼界就高了，知识面就宽了，反过来对这个学科、对教学的认识就更深刻了，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科研促教学应该体现在这，而不是只把科研成果应用在教学上，科研对提高教师的水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高等院校的老师确实应该搞科研。
大学教育应该回归本源
蒋：我觉得出国进修访问主要归功于当年的石油部非常重视教育，学校也大力支持，所以我们学校八九十年代出国的老师比较多，这跟石油部的重视和学校的大力支持分不开。有些人说我出国出的多，出国跟出差一样。其实他们不知道，第一次出国我连名都没有报。我想着出国是好事，我刚来学校，要有自知之明，因此没有报名。后来到第二年春节前两天，当时机械系的副主任李光耀老师碰到我说，你英语这么好怎么不去报名出国啊？我还是说，出国这么好的事，我刚来，还是让别人去吧。是在他的鼓励下，我才报了名，后来通过石油部的英语考试，又到广州参加培训，最后才出国。所以说，学校对于送老师出国进修是很支持的。
另外，对于出国的基本认识，我觉得出国就是学习、进修、交流，了解学科的前沿，了解国外发展到什么水平，学习国外的经验，而不是一种待遇。但我觉得到后来，出国变成了一种待遇。比如1989年，本来Jones教授申请了英国的中英文化协会的一个奖学金，邀请我去，不用国家花钱。但后来，出国的通知下来居然没有我，原来学校没有往上报，学校就以为你已经出国几次了，这个待遇已经享受了，他不是把这个当作是给老师提高的机会，就把这个国外给的奖学金给浪费了。后来1990年用了世行贷款去了。我觉得出国应该是很重要的，是对老师培养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应该发扬原来的传统。我有这个基本认识，所以尽管出国很多次，但每一次我的精力都放在交流学习这些方面，我觉得这个就叫不忘初心。出国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要干什么？我是记住这个，所以把全部精力投进去。我1983年第一次去，1990年去过一次，1993年开国际会议去了一次，2002年的时候Jones又写信邀请我去，他知道我是搞学术的，做研究的。
我出国印象比较深的有几点：
1.1980年代，国内外物质上的差距非常大，物质生活以及计算机的普及程度国内根本没法比。国外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时候，国内高速公路都没有。但2000年以后我去美国、英国的时候，我觉得这方面的差距已经很小了，而且有些设施国内比国外还好，比如机场、高速公路、高铁等。这方面的差距大大缩小了，说明我国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进步很大。但是精神文明方面的差距还是很大。以前去因为物质方面差距太大，精神方面的差距就不明显，现在这个差距就突出了。国外的文明程度很高。比如没人闯红灯，车辆礼让行人。
2.国外的大学非常重视教学。以下四点说明：
第一，大学（包括国外的名牌院校）的介绍：教学和科研（teaching and research），都是把teaching（教学）放在第一，都讲培养了多少学生，不介绍科研有什么成果。
第二，不论英国还是美国，大学的教职员工表上只分两类：教学人员(academic staff)和非教学人员(non-academic staff)；这两类人员不能交流，非教学人员是不可能进入到教学人员系列的，地位不一样，教学人员的地位明显高于非教学人员。一旦定为非教学人员，就不能转为教学人员。社会认同感上，教学人员明显高于非教学人员。这就能很好地说明对教学的重视。
第三，国外的大学，不论知名教授还是系主任，都要给本科生上课。得诺贝尔奖的教授都要给本科生上课，要写板书。我认为这才是大学本来应该的样子，实际上始终把教学、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这是学校的中心任务。
第四，国外不对科研成果作强行要求。比如福特公司每年给加州伯克利大学汽车研究室100万美元，福特的高管每年只来考察1-2次，了解一下研究内容，不要求提交成果，不急功近利，眼界高，胸怀大。高校的老师擅长搞基础研究，大学需要宽大的胸怀。我反对量化管理，学校不应拿管工人的方法来管理知识分子。国内杂志对论文页数作了严格限制，因为教师和研究生都要求发表几篇论文，而每个专业就只有几本学术期刊。我2004年在Jones那里写的两篇论文都是SCI，EI收录，15页-20页。Jones鼓励我把研究成果充分地写出来，尽可能表现出来，他觉得很有价值。
我们应该做到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不忘初心”，大学教育应该回归本源，只要不忘初心，怪现象就不会出现。
蒋平教授在美国进行学术交流
【人物简介】
蒋平，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汉族，生于1945年8月，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1983～1985年在英国Liverpool大学进修，1990～1991年和2003～2004年应邀在Liverpool大学冲击研究中心从事合作研究，2000年和2007年分别应邀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进行学术交流。首届校教学名师，1997年度全国优秀力学教师，主要从事工程力学、冲击动力学和断裂力学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八五”以来主持和承担各类科研、教改项目10余项，获中石油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次，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1次。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和国际会议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十五”和“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各1部，译著1部。曾任四川省力学学会和四川省工程爆破协会常务理事。
